《汉杂事秘辛》：身体部位的测量
当杨慎后来着手伪造“古文献”时，或许只是存着恶作剧的心理。或许，他是想要嘲弄“尽信书”的学者。又或许，他有意夸示他丰富的古史知识。不论如何，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他那部经常被引述的“伪书”《汉杂事秘辛》，最“诱敌深入”的部分，就是与缠足之谜有关的情节。杨慎在这部短篇作品里，呈现了一道介于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灰色地带，宛如一封挑战书，招邀读者们尽情提出他们的质疑。这篇著作的标题本身就让人茫然费解：“汉杂事”可解为“汉代的琐事”，“秘辛”的意思却暧昧难明——尽管“秘”与“辛”都是常见的字眼。杨慎在他署名的“后记”里声称，这卷书得于一位云南“安宁州土知州董氏”，并说，根据书上一方印记，他认为该书原属明初官员王子充，因王子充奉派云南而流落该地。 (21) 毫不令人意外的，王子充是可考证的历史人物，董氏则否。
《汉杂事秘辛》所叙述的，是东汉桓帝（147—167年在位）时，选立大将军梁商之女梁女莹为皇后的仪式细节。在后记里，杨慎特地提醒读者切勿遗漏全书最高潮的一幕，那是故事一开头就出现的场景：“吴姁入后燕处审视一段，最为奇艳，但太秽亵耳。”（第656页）当然，这个微弱拒认说词的效果，只是促使读者赶紧再往回翻到这一幕。读者们通过吴姁的探知手法——依光线调整角度，进行目视检测，并辅以触觉知识和量化测量——同样得以“审视”梁女莹的闺阁空间以及她的私密身体。
场景：吴姁拂晓抵达，晨光洒在梁女莹脸上，有如朝霞映雪，“艳射不能正视”。她逐一审视梁女莹的眼、眉、口、齿、耳、鼻，皆“位置均适”。然后吴姁除下女莹头上的发簪，解下她的发髻，测量头发长度；她的头发如瀑布坠地，长可“围手八盘”。随着情色叙事渐至高峰，以数据表示少女身体部位的情形愈见明显，测量的程度也愈见精细。
吴姁请求梁女莹脱衣受检，女莹虽稍有抗拒，但仍为吴姁劝服。女莹羞怯至极，闭目转身，背向吴姁。吴姁有条不紊地继续她的任务：“芳气喷袭，冗理腻洁，拊不留手，规前方后，筑脂刻玉，胸乳菽发，脐容半寸许珠，私处坟起，为展两股，阴沟渥丹，火齐欲吐。”根据这些观察，吴姁下结论道：“此守礼谨严处女也。”（第651—652页）在吴姁的目光扫视和手掌探触之下，少女的身躯以其赤裸裸的身体性呈现，褪去的，又岂止是她的衣衫，还有那层层装裱的典故文藻。
有关少女身躯和阴部的体相描述，是杨慎为读者们备下的拍案惊奇，但这只是其中的一半。若说以挑逗手法描写吴姁检验少女私处的过程“太秽亵”的话，接下来有关测量和比例的叙事，却使用了一种相反的写作策略，但其耸动性同样惊人：“〔姁〕约略莹体：血足荣肤，肤足饰肉，肉足冒骨，长短合度。自颠至底，长七尺一寸，肩广一尺六寸，臀视肩广减三寸。自肩至指，长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长三尺二寸。”（第652页） (22) 临床诊断般的淡然口吻，反而足以刺激读者的想象，使得冰冷的尺寸量度蒙上了一层情色的薄纱。
终于，到了关键性的测量：“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指敛。”其后接上两句构句奇特、用字暧昧、意旨飘忽的句子：“约缣迫袜”（约制/约束/约从—缣帛—压迫—袜子），以及“收束微如禁中”（收敛—束缚—细微/隐微/幽微—有如—禁宫）。（第652页）这两个句子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如果我们倾向认为梁女莹缠足，那么就可以如此解读：“她的双脚缠以白色丝缎，穿着紧束的袜子；收束（或缠束）的情形宛如深宫禁苑般幽微难明。”另有一种解读，虽也强调紧袜和幽秘，却不见得与缠足有关：“她的双脚受到限制，塞在紧束的白丝袜子里。少女深自敛藏，犹如身处禁宫之中。”可能还有别的解读也说得通。
显然，多重解读的可能性，是杨慎故意造成的。文本的开放特性，原已显示于“秘辛”此一神秘的标题用词，更由于杨慎在文中蓄意操弄他的评论者/伪作者双重身份矛盾，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特性。作为评论者，杨慎在“后记”结束前表明他倾向于采取第一种解读：“余尝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见‘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语，则缠足后汉已自有之。言脱于口，追驷不及，聊志于此，用塞疏漏之诮。”（第656页）讽刺的是，杨慎此一斩钉截铁的宣告，反倒煽动了怀疑的火花，因为，这段文字无疑竖立了一面警示牌，提醒读者回想他们在故事前面读到的其他有关少女脚部的描述。
例如，读者不必费力就可以记得先前读到过一句话：“胫跗丰妍。底平指敛。”所谓的“指敛”，意义并不明确，因为它既可指缠足，也可指紧袜。而且，根据现代医生的观察，缠足妇女的臀部虽然变得强壮，但她们的脚背（“跗”）却因失去作用而有萎缩的迹象。因此，“丰跗”的形容也反证了缠足的不存在——不过我们并不清楚这是否为15世纪时的常识。不论我们选择采用何种解读，这句话无疑是一种新鲜的说辞。若说张邦基有助于传递“缠足的存在与否，由脚部是否为弓形来判定”的知识，那么，我们可以说，杨慎进一步提醒人们，对于脚的不同部位，缠足可能产生不同的解剖生理学作用。
更让人晕头转向的，是另一句事实型的描述：“足长八寸。”不少后来的学者，包括余怀（1616—1696）在内，认为这句话可被视为缠足不存在于东汉时期的明证。不过，即使是这种具有临床精确性质的描述，也不如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无可置疑。例如，余怀的朋友费锡璜（1664年生）就指出，汉代的“八寸”相当于明代的“四寸”，若依明代的标准，四寸之足在他眼里已可视为缠足。 (23) 我们不妨这么猜想，杨慎虽然认为借由解剖学式的描述和测量，我们可以得知缠足是否存在于古代，但他又为将来的读者预留了推翻其看法的伏笔。
只要详细检视就可知道，就算是解剖与计量，当它们被用于描述过去的现实，而且，一旦文字记载被认成是接近其指涉的身体的唯一途径时，这些看似毋庸置疑的经验知识，也不见得像它们看起来的那般肯定。到头来，读者们将会愕然发现，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场徒劳，而这也是杨慎开始其追考之旅时，便已了然于胸的：因为他了解到，文字作为通往过去的知识管道，有多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回想杨慎的比喻，“古”就像繁华的京师之于流放边疆的文人，是多么地遥不可及。杨慎并不依恃某种历史主义信念，幻想着经由刻苦惕勉的档案研究、事实认证，以及逻辑推衍，便可跨越“古”与“今”之间的鸿沟，他不愿假装自己可以回到遥远的京师。
尽管如此，杨慎并不感觉失望，相反，他是以乐观、悠哉，甚至促狭的心态，驰骋于未知的世界。他打破“档案”作为知识库藏的完整性，持续采取游戏的阅读策略，借以提醒他的读者注意，文本与意义之间，可能缺乏若合符节的对应性。就这样，他扭转了读者对于“文献”权威的盲从。后世学者也许太专注在修正杨慎的错误，而忘却了他想传达的主要讯息：别把人生虚耗在追究确定和真实！
《汉杂事秘辛》的真实性让人起疑，文本内容里又存在着诸多模棱难解之处，尽管如此——或者说，正由于此——这部著作确然可视为起源论述的里程碑。阅读和考察故事传说的经验，也是锻炼怀疑能力的习题。在别部著作里，杨慎为自己的考据理念写下这么一段序言：“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画于不疑。” (24) 作为一名终极的怀疑论者，杨慎也耍弄了考据学所依凭的正当性：要是我们极为重视仰赖的古文献，实际上却是现代人的伪作，那该怎么办呢？
《汉杂事秘辛》演示的是，看来客观的量化叙述，可能被赋予无关科学的目的；它甚至还可能刺激某种情欲想象。数百年之后，就像我们从《采菲录》里看到的，对于数字与测量的着迷，依然是缠足魅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仿佛杨慎早已预见了20世纪天津和上海那些怀旧赏玩家的作为。这实在是相当不可思议，因为，杨慎与现代通商口岸居民之间的文化与时间距离，就像云南之于京师，其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