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鞋的社会史：杨铁崖与胡雪岩
若说写作的赏玩家方绚，带动了后世的模仿书写，甚至后世在性露骨的程度上青出于蓝的话，纯以爱莲事迹传诵于世的赏玩家，则有不同层面的影响。受到他们启发的模仿赏玩，围绕在各种新奇精巧小玩意的发明。因此，胡雪岩和杨铁崖这两位以玩莲著称的赏玩家，他们的名字总是与莲鞋的诸多用途与奇想生活连系在一起，绝非偶然。
胡雪岩是现代赏玩家，他的身份不是文人，而是一名商人：杭州的银行家兼慈善家。他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贷款给清廷以应赔款和军费之需而致富，但在1883年破产。根据李慈铭的说法，雪岩“所蓄良贱妇女以百数，多出劫夺” (36) 。这个宛如皇帝的行径，启发了一部小说，专门描写胡雪岩的花园宅院和购买古董珍玩的活动，但对于他的小脚后宫，只有潦潦数语（他要求他的女人不得穿裙子，只穿袄裤，以“露出一点水红菱似的鞋尖儿”；第38页）。富商胡雪岩扮演的，是一个帝王级赏玩家的角色。
《胡雪岩外传》这部小说的序言作于1903年，刊印年代大约也在那个时候。作者署名为大桥式羽，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日本人，实则不然；出版地也假托为日本东京。对《采菲录》的莲迷来说，这是一部传奇性的作品。因此，一旦满怀期待的读者终于一偿夙愿，详览该书之后，将会失望地发现，书中有关小脚的描写，既制式又肤浅。 (37) 细节的付诸阙如，乃是因为缠足在小说中的作用是象征性的，用以表示西化之前的历史陈迹。“原来男女平权之风尚未行到中国，故胡宅的缠足是一桩极考究事，家里有一个大脚的，便以为耻，竟不知万国九洲什么叫做天足世界呢！”（第28—29页）小说中的胡雪岩，宛如坐拥三宫六院的现代皇帝：他建筑了16座院楼，供各房妻妾居住，而且，为了方便召唤，他还在各院楼都安装了电话。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胡雪岩，活跃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正是镇压太平天国动乱的时期，也是帝国最后一次的中兴契机。
由于《胡雪岩外传》实在太过乏味，莲迷们于是自行动手润色，增补一些有关莲鞋的异想。一位署名“三友”的作者，说他运气不错，隔邻恰好住着一位曾在胡雪岩大宅当婢女的老妪。据她透露，胡家有一套区别鞋式等级的详细准则：“足小至三寸以内者，特许御大红平金之鞋；四寸以内者，粉红绣花之鞋；五寸以内，杂色之绣花鞋；五寸以外，只许穿青布鞋。”除了尺寸之外，鞋式等级亦依身份论定：婢女和姬妾虽然都穿红罗睡鞋，但前者的花绣仅在鞋尖，后者的则为整个鞋面皆有花绣。胡雪岩的近侍日间亦可着睡鞋，以方便他“随时摩挲为乐”。在夏天，侍寝婢妾所着睡鞋以玉为底，“握之生凉”（采初：第267页）。然而，在续编里，“三友”坦承他其实就是《采菲录》副主编邹英，上述有关胡宅莲鞋的细节，系根据他幼年时读过的较详尽版本的小说，就记忆所及摘述的内容（采续：第286页）。根本就没有邻家老妪这个人。甚至，是否真的有“全本版”的《胡雪严外传》，我也感到怀疑，因为没有证据显示有过这么一部书的存在。
可是有一天，小说描述的品物，竟然真的在现实世界出现了。究竟是捏造来源的文本，居然创造了自己的客观现实，还是说物品自有一股创生力量，能够促使捏造文本的出现？姚灵犀提到，有一天，一位朋友带着两叶翠玉求售。玉叶尖端微翘，边缘有针孔甚密，底部以小楷隶书刻着“胡庆余堂姬人鞋底”八个字。 (38) 他于日后得知“胡庆余堂”即胡雪岩当年在杭州开设的药铺。姚灵犀不愿购买这两片价格昂贵的“废物”，不过这段因缘却令他开始留意胡雪岩的事迹（采初：第158—159页）。后来，他写了一段胡雪岩的故事，并添加若干细节性的描述，包括侍妾绣鞋的翠玉鞋底，一如姚灵犀友人前来求售的物品。胡雪岩似乎还使用玉鞋底当做鸦片烟板，以“挪弄烟丸”。姚灵犀听说这种玉质鞋底乃从翠玉屏风改琢制成，忍不住加上一句批评：“其暴殄有如此！”（采初：第181—182页）
姚灵犀虽然附和陶报癖的呼吁，认为缠足可视同古董加以欣赏，却又从“实用”的角度来衡量翠玉鞋底的价值，这岂不讽刺？姚灵犀采用“废物”和“暴殄天物”之类的语汇，透露出他服膺现代理念，相信天然身体应具备生产性和实用性。奇怪的是，他的说法同时又带着儒家的口吻，因为，斥责奢靡正是文人对商人施以“当头棒喝”的王牌武器。商业经济的危害，总是源自它的浪费奢华，用现代的话来说，即它的“炫耀性消费”风气。也因此，扬州盐商在18世纪资本积累全盛期中，最历久不衰的负面形象，就是一把黄金夜壶。 (39)
据说胡雪岩还曾以小脚鞋作为酒杯，这个做法与元末赏玩家杨铁崖（名维祯，铁崖其号，1296—1370）有极密切的关系，通常简称为“铁崖癖”。 (40) 明初一部笔记特地写道，杨铁崖并不是直接以鞋盛酒，而是在鞋内置一小杯，斟酒啜饮；似乎借着这番说辞，可以修饰杨铁崖这位大诗人的形象，免得让人觉得他太过粗鄙，甚至疯癫，竟然觉得喝下带有脚臭的酒，是一种享受。元末时期，兵荒马乱，杨铁崖避居苏州，终日流连青楼，宴饮作乐，消磨时光。“饮鞋杯”乃是游戏输家的罚令之一。 (41)
“铁崖癖”不同于其他传奇性赏玩家的事迹，既不香艳刺激，也不浪漫动人，只是借由暗示令人厌恶的脚臭和污秽，诚实地提示其他爱莲者刻意回避的腐朽。因此早在晚明时期，作家沈德符便已将叙事焦点，从杨铁崖转到了他的朋友兼宴饮同伴倪瓒（倪元镇，1301—1374）。倪瓒这位名画家，他的洁癖同样具有传奇色彩，每次看到杨铁崖以小脚鞋杯行酒，倪瓒总是大怒，避席而去。 (42) 这是两种癖性——缠足与洁癖——之间的战争，却令人莞尔，因为它揭露了经常受到文雅赏玩文学净化的肉体臭味。
饮鞋杯本是桩浪漫轻松的风雅之举，但有时也可能被指认为败坏道德的始作俑者，清代文人纪昀记述的一则故事，就反映了这个面向。故事说道，有一巨室进行中元家祭时，家长举酒置于案头时，酒杯忽然从中破裂，一般认为这是凶兆。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的儿子就是罪魁祸首：“数日前，其子邀妓，以此杯效铁崖故事也。”纪昀抨击“铁崖癖”乃“猥亵淫秽，可谓不韵之极”。 (43) 他的这番强烈反应，透露了缠足极盛时期的审美观：视线回避、间接呈现，以及避开小脚的身体性。
尽管——又或许是因为——长期以来招惹反感，以妓鞋当杯饮酒之举，反而成为赏玩行为之中，最持久、最常受到模仿的项目。它的源头指向杨铁崖，而非某位传说中的君王人物；杨铁崖是第一个在有生之年即被同时代人认定为赏玩家的历史人物，意味着“铁崖癖”紧紧地将缠足赏玩扣连到怀旧寻欢的士大夫文化模式。的确，在方绚的五部作品里，就有三部是专门谈论行酒游戏的规则，其中的《贯月查》，更是直接模拟“铁崖癖”之作。
在20世纪通商口岸的商业化经济环境里，“鞋”的用途愈见多样化，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愈来愈大的想象空间。姚灵犀说他曾在天津的中原百货公司看到一项新颖商品，那是一款跳舞鞋跟，以景泰蓝或红螺壳制成，皆镶以珠钻，售价约“十金”。时髦女士平时可在皮包中放一对这种鞋跟，跳舞时，只要将它们套在平底皮鞋上，即成高跟舞鞋。姚灵犀玩笑似的说道，有鞋杯之好者，何不镂空此种鞋跟试之（采初：第170页）。景德镇有瓷器师傅捏制瓷土为鞋形酒杯，杯上彩绘春宫图画。 (44) 由于极为逼真，据说江西娼妓甚至“着之而媚客”（采初：第187页）。还有一位赏玩家回忆道，20年前，他在北京正阳门外的店家见过一种睡履，鞋跟为橡胶做成的“广东伪器”，定价约四两银子，据说颇受孤孀无伴者欢迎（采初：第199—200页）。
不像缠足妇女本身，这些鞋子并非昔日赏玩年代的遗迹，而是新兴商业主义的产品，它们联结了通商口岸文化与性解禁的风气。如果说，如同邹英早先所解释的，现代赏玩家最首要的身份乃是物件与文字的收藏者，那么，这项收藏活动的进行方式，就是到现代商场采购。赏玩家是一个机灵的消费者，不论是逛百货公司还是跳蚤市场，他们总是知道如何在那里寻宝。无怪乎《采菲录》里有一些文章，当赏玩家们讨论北京那些旧货摊售有划算又实在的睡鞋时，读起来就像是某种购物指南（采初：第202—204页）。
作为一种商品化的癖物（fetish object），莲鞋还被赋予了某种法宝般的神奇功效。有个男人坦言他“爱莲成癖，一见莲足，即患梦遗”，后来想到一个办法，终于解决了他的遗精问题：就寝前，将一只比他勃起时阴茎尺寸还小的莲鞋，套在软时阴茎和阴囊之上，再以鞋带系牢即可（采四：第126页）。在这项奇特的逆向操作里，我们看到，原本在过去是渲泄荒诞欲念，甚至刺激高潮或自慰的物件，在现代的拒认年代，—变而成为自我控管的工具。
在《采菲录》的世界里，莲鞋的“凹槽”，不论其所涉及的是酒杯、欲望物品，还是梦遗，它都成了一种装载男性幻想和焦虑的容器。若说赏玩论述设定的是男性主题，那么，其中的欲望与恐惧，也是以男性为中心。认同旧式文人，并视之为男性特权的典型，是此种欲望最深切的表达；然而，在一个由放荡和迷乱，而非专注力和控制力，主导身体政治原则的年代里，男性欲望的表达，也愈显荒谬。当无谓和冗赘主宰了文字世界时，旧式文人控制——或者应该说垄断——书写文字的能力，想必是相当令人艳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