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的性：小男孩、冒牌货、收藏家

“采菲”赏玩家的沉迷，更精确地说，是一种“身为现代文人的自我”爱恋“身为传统文人的自我”的形式。其本质乃是回首与怀旧。就其过度滥情的特色而言，此一沉迷不但穷尽而且溢出了美学家的小品文文类，于是需要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式。因此，《采菲录》里最煽情露骨的内容，也最具有创新的、现代的色彩。像这般揭露恋脚情欲的心理描写，在文献上并无前例可循。 (31) 同样没有先例的，还有抒发女人身体内在痛苦的经验叙事。

少数爱莲者写下了他们与小脚发生肌肤之亲的情欲经验。他们的记述总是架构在一种飘渺虚幻的境界，谨慎地拉开邂逅时刻与陈述故事时刻之间的时空距离：或将故事定位为童年回忆，邂逅小脚的过程则笼罩在迷蒙烟雾和醉人酒浆之间（采续：第136页），或以“遗作”呈现通篇性欲回忆录（采四：第305页）。由此可见，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通俗小报里，依然存在着一道“文雅”与“粗鄙”的界线，在性描述方面并不是百无禁忌。尤其常见的拉距设计，能借以回避赤裸裸的性事描述，乃是借用小男孩的全观之眼。这些小窥视者未达青春期的稚气，使他们被容许进出女性闺房，无所顾忌地与缠足的成年女子嬉戏；一些叙事者还讲到他们如何在感官刺激下，忍不住“轻含狂嗅”对方的小脚，而且因为当时年幼，他们并不受社会上或道德上的制裁（采四：第305—306页；参见采初：第293页）。 (32)

可是，在这些戏玩成年女子小脚的回忆里，男主角既然是未达青春期的小男孩，故事情节当然也就局限在性成熟前的放纵；因此可见，男性性欲的直接描写仍是属于出格的。像这种情色挑逗与性事的明确二分，在一篇极为香艳大胆的记述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篇文章里，记述者郑重宣告，抚玩小脚的刺激，在性质上，与实际性交并不相同（采四：第211—225页）。故事详述一名20余岁的女佣，与年纪小她一半的少主人余爱同之间，一段持续一年半左右的私情。文章的作者化名“金陵爱特生”，自称是余爱同的朋友，并说整段故事是后者告诉他的。不过在长达13页的叙事里，全用第一人称：结果通篇文章几乎都成了未加引号的引文。

女佣名唤梅儿，在她与少主人互相引诱的过程里，两人设计了好几出挑逗戏码。有一回，她在“足心弯处”——这是一处重要的性感带——系上一小纸袋，内装细碎熟菱角肉（菱角因其三角弓形而成为小脚的比喻之一），待他解开她的裹脚布后，以此喂给他吃。当他爱抚把玩她的小脚时，会使她“小溪泛溢”（采四：第218页），而当她“娇喘战栗”，倒卧他的怀中之际，他“辄同时茎露喷射”（采四：第218页）。不过梅儿率先阐明了这些性游戏与实际性交的差异。当少主人问道：“你任我抚摩玩弄，苦乎乐乎？”梅儿的回答是：“做人谁肯任人抚弄，于妇人身体，尤不可侵犯，惟有恩爱者不然。……惟快感则有分别：挑动情欲，快乐只在紧张一刹那，过后殊觉疲乏烦闷。”（采四：第222页）

若说性交使人疲乏，温柔爱抚则有恢复元气之功。“若作事劳顿，晚间得你抚摩揉捏，则周身通泰，精神复元，况加以千般温存，万般宠爱，其乐乃无伦比。”（采四：第222页）后来，余爱同说道，梅儿拒绝与他性交，因为她担心怀孕（采四：第223页）。 (33) 这似乎是女性情欲的直率表述，不过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出现在一名男子所说的故事中间，而且还经过另一名男子转述。不论梅儿第一人称的话语显得多么生动可信，但与其说她是女性欲望的代言人，不如说她更像是男性欲望的挑逗者。

像这样露骨描写性爱的叙事，在《采菲录》洋洋洒洒的篇幅里其实绝为少见。部分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的通商口岸，缠足已然消逝；也因此，令人讶异地竟然有许多赏玩家坦承，他们其实从未亲眼目睹小脚原貌，更别说是亲手抚摩。他们其实是一群冒牌货。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类表白，只是这群好色男人的撇清之辞，不值得采信；不过我选择相信他们，因为这番说辞有助于解释一个问题，亦即，在他们的叙事真实性与经验论语气之间，存在着令人纳闷的不一致性。由于可以依恃的个人经历过于贫乏，他们只得以各种情绪描写令读者喘不过气来，无暇细想，又或是以极细腻的手法来叙述他们的性邂逅，让他们的记事看来更具有可信度。

姚灵犀的副主编邹英坦言，“自垂髻之年，即皈依莲座为不叛之臣”，而此一终身不渝的迷恋，却是受到幼时读过的一本有关赏玩家胡雪岩的小说所启发（采四：第145、157—158页）。“吾辈拜足狂爱莲虽具虔心”，问题是，“玩莲却少对象，纵然说得天花乱坠，实际仍是抱着绰板高卧”（采续：第288页）。现代赏玩家身为冒牌货的事实，意味着他们最先、最首要的身份，只能是收藏者：“吾人既无对象可觅，乃转而搜罗有关之材料，以为画饼充饥之举。”（采续：第288—289页）

举凡文字、影像和物事，都是失落了的金莲世界和逝者如斯的肉体的雪泥鸿爪。“所网罗者第一为谈莲之文字。凡属同好大都什袭而藏，誉莲毁莲，却所不计。盖毁莲之文，有时每以反映莲之美点也。次为美人之莲影。跣者最不易得，亦最为人所珍视。又次为绣履，必纤必艳，睡舄尤同瓖宝。询诸同好，无不具此癖。搜集之道，又如出一辙。”（采续：第288—289页）姚灵犀和邹英使用的“皈依莲座”“虔心爱莲”和“拜足狂”等字眼，听起来颇为空洞。层层堆砌出来的过度热衷，再怎么样也无法掩饰“赏玩缠足”在拒认年代里，乃是一种空泛活动的事实。从阅读小说到收集文字，再到编写《采菲录》，文本生产与消费能够制造出来的脉络，只不过是更多的文本，而非具体的社会或感官经验。

尽管如此，赏玩家夸张的情绪，并不能说是言不由衷。为了形容赏玩心情，姚灵犀召唤了寄情的超越力量——借自晚明崇尚“情真”的语言——以及《红楼梦》里的纯情大观园：“人情有所感，必有所寄。寄情坚者，遂成癖好。苟无所寄，触处茫然，便觉此心无主，或少生趣。不独余寄情于此，海内同好，莫不寄情于此也。何以寄情于此？即求之不得，不觉思之成痗，抒其情于所欲言。癖好既深，故言之缕耳。”（采四：第iv页）晚明的至情追求，体现在超越生死的力量，使生者如杜丽娘可以为情死，亦得以复生，而像姚灵犀这种近现代的欲望，则有所不同，它早已注定是一厢情愿的。

缠足的不可得性——它的距离感和他者性——反而衬托了它的吸引力。姚灵犀点题说道：“生于莲运既衰之后，莲钩之美，已不复见。”想象中的昔日平静，与20世纪初期撕裂中国的暴力，因为这种距离感而强化了二者之间的对比。“修罗劫中，避兵无计……惟有金莲世界，可以安心寄性……想像之美，有胜于目接手握之情，自乐其乐，以求快慰于一时。”（采四：第iv—v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