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女性主义者的赏玩家
若说“莲癖”是现代文人赖以表述（或逃离）他们对消逝岁月的缅怀心情，以及现代男性焦虑的方式之一的话，那么，相对于国族主义及其蕴含的男性主体性，《采菲录》里有关缠足的论述，就可以视为一种另类论述。姚灵犀也好，邹英也好，反映在他们视缠足为古董的观点之中的，是对昔日女性的认同，这使得这些赏玩家们的态度与普遍视妇女为父权体制受害者和国族耻辱的主流论述，有所区别。也因此，他们自认是同情妇女者，甚至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
这种在认同模式上的差异，通常表现在对服膺国族主义的女性主义——尤其是反缠足运动——的公开批评。《采菲录》收录了一位笔名为老宣（1886年生）的专栏作家的文章，文中明白表示：“提倡是残忍，是诲淫，是不顾人道；严禁是专制，是压迫，是不体人情！”（采初：第7页）在他看来，最令人不能忍受的，乃是反缠足运动所使用的修辞：“缠足是立时直接影响于被缠的女子，使她受当时的祸害。……劝人不缠应当以天理人情为题目，不必高谈阔论离开当前的事实，用虚而且远的‘强种’或‘强国’作招牌！”（采初：第12页）老宣倡议一种真心以女性为中心的运动方针，尊重妇女的身体遭遇。 (45) 他的逻辑与本书前一章提到的薛绍徽类似，都认为缠足不可能因社会政治强制手段而消灭，而只能随着文化光环的消逝而自然凋零。应该要做的，是教育年轻女孩认识缠足的弊害，同时，放过年长妇女，别去强求她们改变。
老宣接着挑战国族主义式的反缠足论调：“若说缠足与‘强种’有关，我并不反对。然而我看北平及各处的天足妇女所生的儿女，并不比缠足妇女所生的，特别健康。……若说天足容易‘强国’，我也表同情。但是我以为国的强弱，在人民智愚勇怯，在内心而不在外形，更不在妇女的两只脚上。非澳二洲并太平洋各岛上的妇女，体格之强健，决不是欧美日本等国的妇女所可及的。为甚么二洲与各岛上的人，不能立国，反成了强国的奴隶，且将有绝种的危险呢？”（采初：第13页）老宣因而质疑了国族女性主义的两个基本论点：一是优生学的遗传决定论，亦即，母亲强健才能孕育出强健的儿子和国家；另一则是传教士的说法，亦即，妇女地位乃是文明进步性的指标。
赏玩家即使宣称自己以女性为中心，专重女性，他们对于缠足妇女的认同，却仍存在着先天的局限性和单面性。赏玩家对自己的欲求或欣赏对象心生认同，动机乃是出于对自我的爱恋。他们无法表述外在于异性恋同盟或不涉及男人的女性欲望。前面我们提过“莲教信士”对遗老和“姥”的访谈中，呈现出性别声音游移的问题，其中反映了男性以女性身份发声时，所遭遇到的难题。但他们能够为处境堪怜的妇女发言，这正是传统文人早已有之的模式。
男人对于过时性的感伤，是如此深沉，它已超越了赏玩家的关怀，而在一位左派作家的短篇小说里，得到了最生动的表述。这位作家乃是为社会主义献身的胡也频（演平，1931年卒）；他的这篇小说，标题为《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1929年刊登在《东方杂志》上，故事描写两名30多岁的妇人，互相吐露她们被丈夫遗弃的苦闷和忿懑。作者并未交代这对朋友的名字，其实，她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现代社会里的旧式小脚妇女。在小年夜这个庆贺一家团聚、迎接新年新希望的日子里，这两名意兴阑珊的妇人，聊胜于无地借酒浇愁，结果当然是愁上加愁。
圆脸妇人回想起十几年前的洞房花烛夜，她的丈夫如何昵称她为“皇后”，又如何迷恋她那双缠得又仄又小的脚。然而，自从他远赴京城进入大学念书，心思就变了，还寄来许多京城现代女子的相片，劝说她改变自己的样子。为了讨得丈夫的欢心，她熬了三个夜晚，硬是把她那双“缠得像瓷器般的小脚”给松开，泡在冷水里，期盼能把脚放大。她还依丈夫的意见，把束缚胸部的传统小背心给抛了，“大胆地把两只乳房的形状显露在外衣上”。 (46) 尽管百般努力，丈夫还是抛弃了她，跟一名时髦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后来听说他已当上国立大学的教授，又进了政府，占了某个委员会的肥缺；然后还生了个儿子，做了父亲。她想象他“已经留着很尊严的八字须子了”——简言之，这个负心的丈夫，是一个完美的现代男人，不但有学识，有政治地位，而且还有子嗣，一切都呼应了传统小说中飞黄腾达的才子形象。但是，不像小说里的苦尽甘来的佳人，她的早年牺牲并未为她挣得尊荣，换来的只有区区每月30元的赡养费。
她的朋友，亦即故事里的长脸妇人，境遇也好不到哪去。她同样度过了三年美满的婚姻。事实上，正是因为真挚的情爱，她才鼓励丈夫远行读书。然而，“使丈夫上进竟等于她自己的没落”。临别的那晚，她的身体正犯风寒，但是男人疯狂般的欲求是如此强烈，她让他“做了五次的满足”。这是“一生中永不会忘的污浊的记忆”，不断地啃蚀她的心灵（第104、105页）。她的牺牲表现在她的身体/性的顺从，先是缠脚，然后又尽量满足他的性索求。甚至遭到丈夫背弃之后，她也仍继续牺牲，笨拙地想把脚放大，企图挽回丈夫的心，只是，不论是薄幸的男人，还是她自己的身体，都无法让她称心如意。多年来，她想尽法子放大她的脚，但它们“虽然放大了，却放得不像冬笋又不像萝卜”。喝着闷酒的这两个朋友，终于醉了，长脸妇人流下大颗的眼泪，圆脸妇人在声声叹气中，断断续续地喃喃自语：“什么都容易呵，只是脚没有办法……”（第106页）
在这篇小说里，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妇女们视之为自我牺牲的举动，包括为了取悦男人而献身或改变外形，在胡也频看来，其实都是男性的侵略行径：这不只是指离别前夕疯狂般的性需索，还指三年婚姻岁月里——“足足三年的如漆如胶的恩爱”——发生过“多到不能记清”的这种“不幸的、肮脏的事”。于是，这对夫妻之间频繁的性行为，通过作者的描写，成为一桩桩近乎强暴的污秽丑事。这番对于“性”的僵化解读，表面上是对女性受害者寄予同情，其实更令人目瞪口呆，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女性从性生活中获得愉悦感的可能性，即使在“如漆如胶”的脉络下亦然——尽管这段“恩爱”婚姻的短暂，譬如朝露。于是，不论她曾有过什么样的愉悦，自从丈夫背叛之后，一切都不复在记忆中。胡也频刻意抹去她的幸福记忆，转而将她定位在无望赶上时代潮流的悲剧人物。
胡也频预先拒绝了缠足女子产生行动或愉悦的可能性，他所使用的叙事方式，则是强调女性身体的顽强性，从而使她们“自然而然”地成为受害者。故事围绕着妇女受限于无法把脚放大的肉体困境，她们的命运也因此难以改变，然后，胡也频戏剧化地描述了女人对男人的全面依赖，使之成为时代变迁中，唯一不变的现象。圆脸妇人说道：“生来是女人有什么法子呢？”她的朋友为了安慰她，想到了一个极端的反证：“有的女人不也是革命党么？”“还不是她丈夫是一个革命党的缘故？”（第104页）胡也频的批判非常激进极端，他直指男人对女人的奴役，古今皆然，尤其通过婚姻制度为之。一妇人说道：“也许最从前的女人同男子是一样的。”“也许吧，”另一妇人回道，“不过我们知道的女人都比男子吃亏，并且吃的是男子的亏。”（第106页）于是，胡也频借由这篇小说号召了一场两性战争。然而，这注定是单边战斗，因为旧式妇女，尽管身为利害关系人，在胡也频的预设里，她们是无法行动的一群。
《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描写的悲剧，扣人心弦，引起相当的回响；即使过了好几年，《采菲录》的一位作者依然征引了这篇小说，借以慨叹“男性心理之移易”（采续：第37页）。社会主义革命家胡也频与缠足赏玩家们，尽管政治思想南辕北辙，但他们同样都对古董化的缠足女子深表同情。他们既同情女子，又挺身扛下男性的罪愆，然而，这些姿态的潜台词，却是再次宣告他们身为男性的权力：只有男人才拥有行动的自由，也只有男人能肩负起责任。无法跟上时代变化脚步的缠足女子，尽管有心而且努力想要改造自己的身体，但是到头来，仍在男性评论者笔下成为双重受害者和从属者。身为“被动主体”，她们只得依靠他人代为发言。赏玩家和革命家争相为那些遭受时代遗弃的妇女说话，然而，他们对她们的同情，不约而同地站在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亦即，在他们眼中，女性的身体乃是解放她们的障碍。不论是赏玩家呼吁“放过女人”的放任立场，还是革命家对性别不平等的高声谴责，都预先封闭了一种可能性：女性能够通过自己或他人的身体，体现自我的欲望和愉悦。若说化身“女性代言者”的赏玩家无法陈说出女性欲望，反对赏玩文化的革命家同样也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