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目的都会女子：说唱词话中的时尚与地位
缠足造成了一个迟钝难行的身体，对于它所带来的“累”，历来文人迭有批评；在15世纪的许多文本里，同样有此抱怨，其中，说得最为活灵活现的，莫过于一部名为《新刻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的说唱词话。1967年，包括这一部在内的11部说唱词话，从嘉定县境的一座墓穴出土，墓主为明代一位士大夫的妻子宣氏。这项发现填补了中国俗文学史以及缠足史的一个缺失环节。当地农民发现宣氏墓时，陪葬品仅有12叠书册般的纸札，上头沾满了石灰和泥土。农民们失望到了极点：除了这堆旧书，墓中只有破碎的瓷片。结果，这些书册就被弃置在生产大队队长家中柴堆上方的架子上，直到五年后，为旧书商购得，旧书商将之送往上海博物馆。熏蒸修复后，专家发现这叠竹纸宛如一座宝库：这11册说唱词话和一册南戏，在过去五百年间的文献中，都不曾有过记载，更遑论被人读到了。 (29)
这批通俗的说唱文学作品刊印于1471—1478年间，当时的士大夫一向瞧不起这类粗俗唱本，因此在他们的书斋或文学编纂里，并没有收录这类作品。宣氏生前却显然为之着迷，甚至要与它们合葬。研究说唱词话的专家马兰安（Anne E.McLaren）指出，就呈现风格和可读性而言，说唱词话介于元杂剧的“表演脚本”格式与晚明士人刊印的“案头”剧本之间。说唱词话一方面是在大户人家表演的戏剧，另一方又是印刷的文本，让观众也可以与家人高声说唱戏中的对白和唱词，因此，说唱词话为那些喜爱台上演出的观众，提供了“完全的表演体验”。尽管这些说唱词话出自男性“作者”的手笔，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和塑造了绝大多数女性观众的品味与世界观。 (30)
《曹国舅》这个长篇唱本，是一系列包青天故事之一；包青天（包拯，又称包公、包龙图、包待制）是位深受民间爱戴的北宋名臣，以公正廉明、铁面无私著称。故事从一名书生遭逢劫煞说起。话说宋仁宗年间（1023—1063），朝廷特开黄榜，广招天下读书人赴京应试。当时，地处帝国东南边陲的潮州地区，有个姓袁的秀才，见了揭榜，欢欢喜喜地偕同妻子张氏和3岁幼子北上京城开封府，盼望一举成名天下知。初到京城的他们，可谓是“乡巴佬进城”的典型，唱本以别具特色的句子，卖力形容这些乡下人眼里的花花世界，想必这也是令说唱词话的听众着迷之处：
东市接连西市上，南街人看北街人。卖布铺对缎子铺，茶坊门对酒坊门。生药铺兼熟药铺，买花人叫卖花人。 (31)
这一连串对比一方面反映了棋盘状都城的政治秩序，同时又传神地表现了商业活动的熙来攘往，一副想要打乱这种对称秩序的样子。仅此寥寥数语，就已将读者带到了繁华的都市街头，进入一个由身体感官主宰的世界。
视觉上的新奇感，要了袁秀才的命。隔日清晨，他迫不及待地出门“看玩”京城景致。通过一段由“看”堆叠出来的轻快唱词，听众随着这一家三口逛遍了店铺、官衙和城门口。接着就遇到皇后之弟曹国舅及其随从经过：
马上官人亲看见，被他看见妇人身。看见容貌如花女，妖娆娇嫩赛观音。（第4b—5a页）
曹国舅的视线通向他的邪恶欲念，成了逞其横暴权势的帮凶。他不但设计绞杀了秀才，连其幼子都不放过，活活打死，投入井中。张氏自己也命在旦夕，只得含愤偷生，被迫成为曹国舅的妻子，被带到他的新职所在地郑州。说唱者在讲述这段“致命吸引力”的情节时，并未提到张氏的缠足。
不过，当张氏再度出现时，说唱者便已提醒听众留意张氏的双足。这时张氏身处曹国舅的郑州府邸，正被他召唤至前厅宴饮。其时，曹国舅因为忌惮包青天的调查，担心他在开封的罪行东窗事发，于是打算依母亲和兄长的建议，杀害张氏灭口。与此同时，张氏直觉地意会到，曹国舅可能会在席间对她不利。她决意化被动为主动，保持警觉，沉着应对，并刻意打扮。她望着梳妆镜里的自己：
巧画蛾眉淡点唇，头上梳起盘龙髻，十二金钗按时辰。头戴金凤珠冠子，两鬓梳来黑似云。身着麝香川绫袄，腰系湘江水浪裙。脚下弓鞋三寸小，轻移莲步出房门。
数名侍女手捧金炉为张氏引路，如今，显贵的身份更衬脱出她的美貌。她现身的场面，看在曹国舅眼里，就跟她的人一样迷人。（第18a—b页）
在这样一段公式化的描述里，缠足——通过三寸弓鞋和莲步这两种标准比喻来呈现——乃是公主级奢华精致服饰的一部分。相当程度上，精心调派侍女引路，可视为整体装扮的最外层，有如张氏高贵身份的动态延伸。这个公式一再出现在说唱词话里，其意义，必须从说唱词话的娱乐任务说起。说书人向来会对故事主角的衣着、化妆、发式和首饰大肆形容，借此营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并铺陈剧中角色身处的社会环境。 (32) 听众于是可以通过具象化的、身体性的表述，将故事人物予以视觉化，这远比停留在抽象描述来得引人入胜。
例如，在另一出说唱词话里，我们看到唱词如何对比一位皇妹及其随从的外表，由此细腻地突显二者之间的地位差异。说唱者向听众介绍皇妹出场时，其装束佩饰，就跟命运多舛的张氏，几乎一模一样：凤凰冠、藕丝裙、西川红棉袄、珍珠环子、十二金钗，以及“脚下绣鞋长三寸”。同样的还有她走路时的文雅仪态：“大步移来只五寸，小步移来三寸行。”就像张氏一般，皇妹那令人印象深刻的30名前导宫娥，强化了她的显贵身份。
侍女们的地位，同样恰如其分地表现在视觉上的对比。她们穿戴精美，足以给旁观的路人留下深刻印象：西川十样锦、紫罗裙、百花珠冠子，以及鬓边牡丹花。不过，单薄简洁而且只字未提缠足的描述手法，宣告了她们服侍贵人的奴仆身份。 (33) 另一部说唱词话也有公主出现的情节，同样重复了这个模式。在说唱词话里，对于皇族以外的缠足女子，着意描写其出场装扮的情况，只有两处：一名酒肆女子的“脚下弓鞋绣彩云”，以及一位代代经营织机业的富商人家的女主人，描述她准备出门到庙里烧香的装扮。 (34)
“三寸弓鞋”和“莲步”，都是一种刻板印象，经常用来形容公主以及其他服侍男性权贵的女性。刻板印象深入人心的力量，得自规律性和重复性；享受说唱词话演出的同时，观众也学到如何以同样的规则来解读这些文化符码。假如以为15世纪中国所有的公主、侍女，以及织机匠的妻子，都有缠足的话，那就错了。说唱词话里的人物角色，并不“呈现”社会现实或社会实践。应该这么说，她们的呈现或再现，强化了观众的感觉，使观众觉得女性美、社会地位、高贵仪表等正面价值，是与缠足紧紧相连。借由这个方式，说唱词话的演出成了一种强而有力的载体，向它们的观众不断传输灰姑娘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