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的考证：未知的诱惑
使得后世对于文献真实性——更别说是区分“传说”与“历史”的可能性——的信念发生动摇的关键人物，乃是卓尔不群的明代学者杨慎（1488—1559）。他是大学士杨廷和之子，年仅23岁时，便已高中状元，可谓前程似锦；然而，他在13年后的“大礼议”事件当中，因为坚决反对皇帝为已故生父奉上“皇考”尊号，惹恼了皇帝，遭到罢黜、廷杖，流戍西南边陲的云南永昌卫；此后不曾再回京师，亦未恢复官职，最后终老于云南戍所，享年71岁。 (11)
不过，从光明面来看，如同两位研究杨慎的当代学者所评论的：“35年的流放生涯，使杨慎有机会成为史上学问最博、著作最富的大学者之一。” (12) 杨慎的博学多闻、独立精神，以及几乎看不到尽头的空闲岁月，让他成为揭开缠足起源谜团的绝佳人选。杨慎责怪过去的学者“未之博考”，忽略掉了许多提及鞋袜的唐代诗歌。他根据自己的考察，驳斥了缠足源于10世纪五代时期李后主后宫的说法。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新理论：缠足的起源还应往前推到更早的六朝时期（222—589）。 (13)
杨慎以《双行缠》这首争议性颇高的乐府诗作为基础，发展他的理论，并且引发了下个世纪的学者之间的论辩，不过大多数学者是站在张邦基这一边的。稍后我们会再讨论此一论辩，在此我们只需指出，杨慎的理论也与起源论述的一般倾向若合符节：论述出现的时期愈晚，有关缠足的“源头”就推断得愈早。换言之，在似箭光阴的直线进程里，作者下笔的“当今之时”与笔下逆溯的缠足源头，二者的时间距离，随着历史的推移，愈发拉长。的确，杨慎提示我们，早在公元前1世纪的《史记》里，便可发现提及“利履”的记载；当他举出这笔材料时，其用意正是想将缠足的源头推向更古早的时代。 (14) 不过，杨慎拒绝接受15世纪广为流传的一则故事，该故事斩钉截铁地将缠足的源头推向更远古。故事说道，商代的祸国妖姬妲己（公元前1122年卒？）是只成精的狐狸，但是她的脚还没完全化成人形，于是就以布条将脚缠裹住，不让人发现。宫中其他女人不知道她缠裹双脚是为了掩人耳目，反而群起效尤。杨慎不屑地批评道，这则传说根本是“瞽史以欺闾巷者”，对于某些读书人竟煞有介事地谈论它，实在慨叹不已。 (15) 因此，杨慎并未悖离学界的共识，亦即，他也认为，博览可征的文献记载，是可以判别“历史”与“传说”的。
杨慎对于缠足起源的追考，离不开他的经学研究和文学理论。他试图将缠足定位为一项远古而非近古的实践，其实呼应了他经学思想的基本观念。杨慎生动地以地理空间比拟时间距离：为了表达他对远古的向往，他将“六经”比为“京师之富丽”，并认为汉儒就像居住在河南与山东的中原人，因为接近京师，所以能得其奥义之六七成；相反的，宋儒有如僻居云南和贵州的人，他们远离京师，难以一窥堂奥，因此所得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 (16) 用最简单的话来解读这个比方，就是杨慎的崇古倾向使得他称颂汉学，薄鄙宋学。虽然这正是清代考据学的基本立场，但在杨慎的时代里，宋、元学者的经传注解仍被奉为经学正统，因此，他的这番主张，当年可说是相当大胆，悖逆当道。
杨慎将他贬抑宋学的原因，说得极为直截了当：“‘六经’作于孔门，汉世去孔子未远，传之人虽劣，其说宜得其真。宋儒去孔子千五百年矣，虽其聪颖过人，安能一旦尽弃其旧而独悟于心耶？” (17) 这里所牵涉到的，绝不只是一味地崇古。杨慎对“过去”的态度，可看成是两种表面上互相矛盾的心路历程：他首先认识到“古”与“今”之间的绝对距离，其次则是游戏式地逾越“过去”。倘若“古”是指孔子及其门徒的时代的话，那么它已经永远逝去了。后世读者根本不必期待自己能够如同古人一般理解典籍。汉儒胜过宋儒之处，并不在于他们的能力或努力，而仅仅在于他们所处的时间位置，相对更接近古典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自命能掌握“过去”奥义的后世学者，都不免和杨慎一样，终身谪戍于云南边疆。
杨慎让人觉得，他心里很清楚，缠足的起源既不可知，也未可考；因为就像“孔子”一样，缠足起源的奥秘也封存在不可考量的过去。然而，这层体会也使他将“当今之时”，以及以下我们将看到的历史记载，当成游戏与创作的材料。因此，杨慎的崇古，是相对而论的，仿佛取决于他对时间的动态理解以及对“此时此刻”的感觉：远古已绝无可得；近古则可通过“博考”工夫“得之”，使其与当今之时产生关联性。作为这类考证的题材之一，缠足同样开启了一小扇窗，让今人得以一窥“过去”。
就此一动态意义而言，杨慎之尊崇汉代经学，实与他对明初以来“复古”文学风潮的鄙视，并行不悖。杨慎有句名言，“人人有诗，代代有诗”：他相信，文学出于自发的、即刻的情绪感受。 (18) 没有一句话可以如此贴切地传达出晚明时代——亦即，杨慎去世一百年之后——那种强调自我表现与当下感觉的城市文化了。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现代”感觉。
最常被杨慎拿来比喻自发的文学情感的，乃是“素足”（朴素无华之足）。在唐代诗人李白的作品里，杨慎发现了三首咏赞“素足女”或“两足白如霜”的“浣纱女”的诗作。有一回杨慎在与相交数十载的友人张禺山闲谈时，曾纳闷地问道：“太白何致情，回盼此素足女再三？”张禺山打趣地回答他：“太白可谓能书不择笔矣！”杨慎对素足女的回盼着迷同样深刻，在他的一首诗里，甚且引用了李白诗作里的意象表现。如他所言，他的用意是为了传达出他对当代诗坛的不满：“近日学诗者，拘束蹈袭，取妍反拙，不若质任自然耳。” (19)
除了用作比喻之外，我们并不容易推敲杨慎对于素足女的想法，也不知道他是否视缠足为一种毁坏素足的人工设计。 (20) 对于像徐珂这样的现代作家而言，有关素足的论述，成了中国自有其“天足”传统的明证。相反的，杨慎的仰慕者兼批评者胡应麟，则认为李白的诗句证明缠足并不存在于唐代。现代批评家的错误在于他们的时代错置，将今人的价值观硬加于古人，而胡应麟的问题则是，他预设了诗词文字足以构成社会实践的直接记录。杨慎与他们都不一样，相形之下，他似乎满足于影射、片断和模棱两可。
杨慎的终极目标，就他全部的细腻阅读与笔记来看，显然既不是为了论辩，也不是要在神话与历史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比起其他学者，追考缠足的起源，对杨慎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游戏。他的笔记充满矛盾之处，而他也未曾提出支撑其“缠足源于六朝”说法的论证。杨慎无意证明假设和求证事实。更令他感兴趣的，在于追问一些诸如“文字如何承载意义”这类根本问题，借以探究考据学的条件和限制：文字如何使读者迷惑、给读者启发，或传达真实？杨慎的目标不是梳理出确然可信之事，而是将怀疑的种子植入他的读者的脑海之中。他似乎俏皮地向读者们眨着眼：要是你们了解，未知终究是不可知的，那会多好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