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仿的怀旧：旧文人、新玩家

赏玩家的游戏心态，不应被误解为漫无目的。自从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之后，显然有一群男性文人普遍将“游戏”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和写作模式。废科举诚然在象征和实质意义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儒家文化的权威，从此一去不复返。它正式宣告，掌握古文和熟稔经传的能力，不再是取得政治权力的晋升之阶，这个发展，一方面形成了真空和断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元素，包括作为娱乐以及为了娱乐的书写。“游戏”或“消闲”再也不能等闲视之。 (11) 过去，学术界对于废科举效应的探讨，侧重的面向在于规范帝制中国生活的道统一旦被扫除之后，牵动了什么样的焦虑感。通过“游戏”重构新规则的积极意义，却往往受到忽略。

在中国现代史册里，众所公认的重大转折，都是政治事件：从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从五四爱国运动到北伐。至于个人的、感情的和感官的层面，则完全一笔勾销。假如暂时跳脱国族主义改革者和革命家所铺排的政治世界，凝神细听的话，我们将会注意到，在姚灵犀等人的世界里，竟然还有一种我们极为陌生的慢节奏与副旋律。这是一个被正史遗忘的世界，在里面的，是男性私密的娱兴、无助于主流理论构筑的片断知识、专注于细枝末节的自我耽溺，以及一股无关国计民生的热情。这群流连金莲世界的男人，与其说他们拒抗国族历史，倒不如说是相忘于江湖。不过，当他们把玩缠足之同时，也“游戏”了现代马不停蹄的时间感觉，如此一来，他们等于是在国族历史紧迫的步伐之外，为自己开拓一块宁静私密的乐土。 (12)

赏玩小脚涉及两种怀旧性的时间回归（regression　in　time）：其一是对于个人童年的补偿心理，我们稍后会再讨论这一点；其二则是对于拥有男性特权的旧式文人的谐仿。自从废除科举之后，培养旧式文人的土壤随之消失；旧式文人在小脚赏玩家的心目中，真正成了“典型在夙昔”。更惨的是，王朝体制灰飞烟灭，旧式文人成了空壳子皇室的“遗老”：他们本应服侍的皇帝，以及他们曾经宣誓效忠的王朝体制，已不复存在。同属不合时宜的过来人，效忠前朝的遗老与缠足妇女的处境颇为类似，堪称同病相怜，这个现象也许有助于解释他们对她们的认同。穿破长衫的腐儒和踯蹰而行的小脚妇人，在民国初年的大街小巷，仍然具体可见；只要这些“历史文物”在街市上或报刊杂志上出现，都难免会有人指指点点。不过，慢慢地，个别生命总会一一殒逝，整个体制终将划上句点。在这之前，他们宛如“时代游魂”的身体，成了现代人嘲笑、揶揄和同情的对象。

《采菲录》里出现的爱莲同仁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组合。他们的世代差异，可以通过他们与远去的旧文人世界之间的距离来衡量。陶报癖属于较年长的一代，他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衔接了19世纪末的“新小说”，以及20世纪30年代通商口岸盛行的画报风潮。从陶报癖及其同时代文人的文学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如何成为古典小说、晚清小说和现代报刊等分歧文类的共同元素。 (13)

陶报癖（1927年卒）是一种新文类——刊载于杂志的小说，多半以连载形式出现——的创作者兼评论家；此一文类承袭了旧日赋予八股文的文化声望。在一篇名为《小足捐》的短篇故事里，陶报癖开启了视缠足如古董的赏玩文化，后来亦为“采菲”团队所追随。小说的时代背景设在1904年，亦即，废除科举考试的前一年；故事初刊于1907年的《月月小说》，这本杂志的内容，以原创的短篇故事和翻译的侦探故事为主。陶报癖的小说以文言散文写成，里面充斥着传统的官场术语，故事主人翁为一名六十开外的老巡检，这是一个猥可怜的角色，花钱买了一个候补官衔，但多年来始终无法获授实缺。他的外表，反映了帝制中国末期的病容：“骨格饱受辛苦，容貌黄瘠，步履蹒跚，精神极委顿。细审之，似癖嗜鸦片，又似色欲过度。” (14)

故事开始，老巡检循例禀见上司某道员，伺机钻营，不过道员正在发愁：近年来，朝廷因为庚子赔款和训练新军的巨额开销，负担甚重，要求各省共体时艰，摊款应急，影响所及，地方财政亦感支绌窘迫。老巡检为了讨好上司，回家后绞尽脑汁，想要拟出一个筹款妙计。他在搜索枯肠、计无所出之余，蹒跚踱步进入内室，看到小妾正坐在床沿，低头若有所思。“其筹虑家政困难欤？其勤习针黹事业欤？否否，彼盖料理其如蚕自缚之小金莲，借以献媚于此老头子之前，为此老头子之玩具。”（第179—180页）仿佛附和反缠足运动口号似的，这段话述说了缠足如何将本来应从事生产的女子，化为男人的性玩物。在这则故事里，陶报癖从头到尾都不曾对爱莲者表示一丝丝同情。

小妾的双足激发了老巡检的灵感。他立即召来两名家丁伺候笔墨，随即拟就一道奏章，公文格式，样样俱全。他所构思的，是一个完美的征税计划：“缠足之害，世所共知，历代相沿，一时颇难尽禁。不如倡立小足捐，使其不禁自禁，则国家得此一时之利益，妇女免受无妄之灾殃。……凡妇女足小二寸余者，每日收捐五十文，按寸以十文递减。若大至六寸者，即行免捐。” (15) 道员看了他的章程，大加赞赏，将之转呈上级批示。

不过，对于这个方案，上级长官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事既贻笑大方，又不可强力推行，还有招致社会动荡的风险。要派谁按户稽查度量呢？如果原已仇视传教士的人们，误以为这是教会中人欺压中国，强令改变中国百姓生活的又一例证，以致酿成事端巨祸时，要怎么办呢？老巡检仍不死心，想要寻求同僚的支持：“此等捐项，足以改良恶俗，启发新机，国计民生，交相裨益，竟决然不能开办耶？”一名同僚回应道：“君欲谋裾下风流差事乎？未知如夫人之纤纤莲瓣，肯否先放？不然，君既得风流差事，中饱自由，断难免先捐风流款也。”（第183—185页） (16)

小说里的爱莲者是个丑角人物，腐败又老朽。他的欲望对象也以落伍可笑的形象出现，是一个旧时代的陈迹。陶报癖身为缠足赏玩家，却并未在这则故事里美言缠足，而只传达了一个讯息：放过女人吧！缠足有如古董，既已不合时宜，它的存在，来日无多，很快就会消失。过度扰民的国家机器和需索无厌的官员们，同样也在陶报癖的讥讽之列。 (17)

在帝制时代行将就木的20世纪头十年里，缠足文化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也愈见清晰。《小足捐》以及本书第一章讨论过的《黄绣球》，都把缠足视为僵化体制的残余，一如八股文，以繁文末节包装言不及义的冗赘。繁琐的形式，遮蔽了内在的空洞、缺乏内涵和用处。 (18) 清朝覆亡之后，将这两种前朝遗物相提并论的情况，愈来愈明显。《采菲录》里就出现一些当时流行的打趣比方：“女子之一双好小脚，譬诸文士之得意文章，未有不欲在人前卖弄者也。”（采续：第240页）还有一副对联，传说作于同治中兴时期，如此形容男人在帝制时代的顶尖成就和特权：“看如夫人裹脚；赐同进士出身。”（采续：第79、311页）文字与小脚的关联性是如此紧密，据说遗老文人叶德辉读书写作时，总爱握着姬妾的小脚（采四：第294页）。

帝制结束后，习惯享受种种荣华富贵的文人官员，如今成为怀旧性的羡慕或蔑视对象。态度的不同，取决于人们的政治立场，但是不论是哪一种态度，逝去的缠足风华，以及迷恋缠足的旧式文人，共同成为男性特权的象征。所以，尽管陶报癖嘲弄了候补官员，他自己最喜欢的消闲活动，却是有如旧式文人般的宴饮酬唱：一群朋友饮酒吟诗作乐，或定题（例如鞋带），或定体，或定韵，轮流唱和（采初：第100—118页）。这种玩乐形式，让人回想起上海的徐珂和汤颐琐的世界。乍看之下，拥护天足的徐珂和汤颐琐，恰与陶报癖相反。然而，有意思的是，陶报癖的《小足捐》，就语言和立意而言，都呼应了汤颐琐的《黄绣球》：这两个改革主义的故事，均借女足批判官场。此外，对于官场文化的虚荣，以及官样文章的言不及义，陶报癖和汤颐琐也都展现了相似的熟悉度。事实上，这些“小说”作者来自相近的文化与文本世界，都擅于模拟传统文官百态。像这样精心模仿的姿态，标志着他们不折不扣地已然进入了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