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杨慎：转向鞋履的胡应麟
尽管杨慎在《汉杂事秘辛》里，大兜圈子地指出缠足在后汉时代便已存在，他的头号仰慕者兼批评者胡应麟（1551—1602），却不把这个说法当作一回事，也懒得去驳斥它。不过，对于杨慎有关缠足可以追溯到六朝时代的论点，胡应麟则率先发动围剿，只是这么一来，也等于承认杨慎在起源论述方面的权威地位。胡应麟从未见过杨慎，在他出生之后八年，杨慎便已去世。不过杨慎渊博的学识和文章中溢出的才气，实在令他醉心倾倒，他甚至专门写了三本书来修补杨慎的错漏。《丹铅新录》即为其中之一，这部著作不仅套用杨慎的原标题，而且胡应麟在论说自己的观点之前，总先逐字逐句引述杨慎的笔记文字，仿佛杨慎活了两次，话也说了两回：他自己说了一次，胡应麟再替他说一次。
身为一位仰慕者，胡应麟的著作，算得上是他向杨慎献上的最崇高致敬；他谨记杨慎严格的“博考”要求，却发现杨慎自己也犯了有欠周延的毛病。现代学界认为，这两位明代学者共同开启了清代的考据学运动。比起杨慎，胡应麟在官场上的位置，甚至更具边缘性。胡应麟虽然拥有举人功名，但其实从未担任过一官半职。胡应麟明确表示厌恶科举制度的僵化死板，偏爱博览史学、哲学和笔记方面的书籍。虽然父亲仕途顺遂，但胡应麟长期遁隐于他在家乡浙江兰溪附近建造的“二酉山房”藏书楼。 (25) 观其生平，他吻合艾尔曼（Benjamin Elman）对于考据学家的侧写：身处17世纪江南富庶的都会经济圈，他的生活既不依靠官禄，也不倚赖帝国的恩泽。 (26) 这种独立性使他得以跳脱官方尊奉的宋学。
的确，浮现于胡应麟生平的文人社群，改变了缠足起源论述的社会脉络。每当有人提出新证据或新论点，它们便在友人同道之间流传，然后早晚会被另一部笔记著作引述讨论。 (27) 原本被视为太过琐碎和私密而不可述说的缠足起源，如今成为这批文人的闲谈话题。缠足成为一项非正式的论学题目，这个发展可能反映了缠足在16世纪愈来愈盛行，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习惯的情况。
同侪文人的存在，部分解释了胡应麟何以将他的分析焦点摆放在当世。杨慎念兹在兹的是远逝过去的不可亲近，胡应麟则预设了“古”与“今”之间互参的可能性。他相信，古文献有助于阐明当代的风俗实践；相对的，今俗也会影响他对古文献的解读。就像这样，胡应麟的考据学可用以爬梳社会史的踪迹，而且也如同我们将会谈到的，他的著作确实产生了若干有关16世纪末的江南女性服饰、两性差异，以及妇女工艺方面的洞察，尽管零散，但弥足珍贵。尤其，他的笔记指出，缠足可被理解为典章制度的一种，是人为文化的印记。此外，定位在服饰和装饰范畴的缠足，借由突显女性的不同之处而定义了女性特质。
事实上，导致胡应麟对杨慎的说法产生怀疑的，正是明末的女性流行服饰与足服样式。杨慎判定缠足起源时间的主要证据为一首名为《双行缠》的乐府诗：
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
他人不言好，我独知可怜。 (28)
乐府诗是指配合音乐演唱的古代歌辞集成，包括了宫廷的仪式吟诵和民间的歌谣曲调。有些乐府诗可溯及汉魏两晋时期，其他则作于隋唐五代（907—960）时期。 (29) 杨慎有关缠足的起源早于10世纪的论点，取决于他对诗中所谓的“行缠”即指妇女裹脚布的预设。
然而，胡应麟注意到，有两种很不一样的“行缠”。“行缠”者，乃“妇人以衬袜中者，即今俗谈‘裹脚’也”，即缠腿布或裹腿布。缠腿布与缠脚布最大的分别在于，在札足风行之前，缠腿布是男性和女性共通的服饰。在以前，缠腿布只在材质上有性别区隔：“男子以帛，妇人则罗为之，加文绣为美观，以蔽于袜中，故‘他人不言好’”。妇女开始缠足之后——且不论源于何时——缠腿布（“裹脚”）成为男性特有的服饰，这正是胡应麟时代常见的情况（见图十一）。 (30) 同样地，他也注意到，蒲鞋“古男子妇人共之”；对比之下，“今世蒲鞋盛行海内，然皆男子服。妇人以缠足故，绝无用之者矣”。简言之，胡应麟的论点是，缠足的兴起，带动了足服的性别分殊化发展。 (31)
由于专注在足服式样上的差异，胡应麟微妙地改变了缠足进入论述层次的方式。杨慎创新的描写法——展现在他对梁女莹脚部的解剖学式记述——并未为后来的学者跟进。这是因为，如他自己所说的，像这样把视线固定在女性身体，“太秽亵”了。胡应麟则将缠足的定义抽离女性的身体，并将目光重新导向肉体外在的服着和装饰，如此一来，便使得这话题较文雅，也更合于考据学的调查方法。我们探知缠足的存在与否，凭借的是查考妇女们脚上的穿着。
胡应麟一方面指责杨慎未能恪遵自己立下的“博考”守则，另一方面找出了21条唐代以前有关女性足服的记载。由于这些记载全都没有提及“弓纤”，他下结论道，唐代以前的妇女并不缠足。像这般锁定在鞋子，或者说，锁定在鞋子的文献表述，也可能走火入魔。光是关于一种鞋类（“履”），胡应麟就列出了一份冗长的清单，含括了148则相关的笔记记载。只是，这么做，除了证明杨慎的博考程度不足之外，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的缘故。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