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文从法”之机
武冈三中坐落在赧水河畔的芸苔岭，白底黑字的大门，古朴的青砖教学楼在山坡上排列，绿荫苍翠，林荫大道沿着山坡直通校园中心，在20世纪80年代算得上很有辨识度。
翟玉华的语文其实教得很好。虽然口音浓重，但他讲话抑扬顿挫、掷地有声，念起古文诗词来恍若自己就是作者本身，沉浸感极强。当班主任时，这种个人魅力还会放得更大些：他会在给学生们的第一堂课就灌输“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理念，许多学生对此印象深刻，甚至后来听说翟玉华去当律师，有学生受他影响，同样选择走上律师这条道路。多年以后，还有翟玉华的学生不远千里回来找他“叙旧”。
在武冈三中的生活安定下来，但翟玉华并不打算就此止步——现有的学识并不足以满足他对未来的期许，他希望继续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所以，在从教的同时，翟玉华也在为更进一步的求学做准备。
最开始，他打算在文学方面进修。虽然普通话不太标准，但翟玉华在文学这块已经有了好些年的积累——彼时中国人民大学长期连载鲁迅相关著作研究、资料汇编，翟玉华每期必订，持续多年，因此积累了不浅的造诣。
另外，父亲的冤屈一直没有被洗刷，这成了一枚卡在他心头的刺——如果日后再有人用“你父亲是罪犯”的由头来拦阻翟玉华，他该如何自处？
有人出来“点醒”了翟玉华。那是1986年，一位从外地回来的同学看翟玉华天天抱着《鲁迅研究》等刊物、汇编埋头苦学，就跟他说：“翟老师，你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文学说到底只是个工具而已，现在要搞市场经济，法律一定很重要，你不如去学学法律。”
翟玉华听了，暗自琢磨，觉得很有道理。更重要的是，10年前《屈原》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4年前父亲的蒙冤入狱此时也一同涌入脑海：要想为父亲洗刷冤屈，乃至于进一步维护公平、伸张正义，学法律，也许真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虽然翟玉华暗自认同了同学的观点，但转修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手头上全是文学书，法律书一本没有，怎么考？”
那还是律师制度恢复不过寥寥数年的20世纪80年代，法律专业在动荡、中搁置许久，许多法学生用的教材甚至是本校编制印刷出来的，因此法律书在当时可以称得上“宝贵”二字。
同学摆摆手：“这没问题，我给你搞。”(https://www.daowen.com)
大丈夫一言九鼎，同学真的从外地给翟玉华寄来了一堆法律书籍著述，加上翟玉华自己通过各种路径找来的学习资料，转修法律的事情就被提上了日程。
开头算是顺利，但过程中的辛苦还是免不了，尤其是考试科目里还包括翟玉华没怎么学过的英语。
当时翟玉华带着2个班级，每个班80个学生，加起来就是160人，每天备课、讲课、管理班务琐事，时间就已经所剩无几了。为了挤出更多时间复习，翟玉华想了各种办法，比如尝试抽出本质规律来教给学生，一篇作文，他先花几十分钟或半个小时写篇范本，然后指点学生掌握其中的核心思路和规律，如此就能挤出更多时间来学习法律。
零基础入门，翟玉华考了两次，一次1988年，一次1989年。第一次考试，因为之前完全没入过门，用翟玉华自己的话就是“话都不晓得怎么讲，题也不知道怎么做，理论分析更搞不清白”。因此，第二年翟玉华通过同学找到了真正的法学老师，听他们实际讲课是怎么样的，又在课后虚心请教各类问题，譬如名词解释要解释到什么程度、范围。翟玉华并不刻意刷题，而是把当时国内几乎所有法学教材都学习了一遍，还详细地做了笔记，对比个中不同之处，深入领悟。备考期间，翟玉华每天6点准时起床，凌晨才睡下，寒暑皆如是，也因此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1%的天赋，加上99%的汗水，1989年，在一众名校毕业生里，翟玉华以全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修习刑法硕士研究生课程。翟玉华“悬梁刺股”的求学之路甚至还一度成了武冈当地的“典型案例”，多年以后还有不少人慕名找到翟玉华，对他说：“我从小听着您的故事长大，您的经历激励了我们一代人！”
1989年还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司法部将一份关于律师体制改革的方案上报国务院，得到了“可在地方做改革试点”的批复，[5]这给后来早期合作制律所的诞生铺平了路。
彼时的中国人民大学群星荟萃，其中包括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与马克昌并称“北高南马”的高铭暄，以及刑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本科第一期学员王作富等刑法学泰斗。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翟玉华遇到一位早两年入学、身高一米八五、西南政法大学78级毕业且同样来自湖南的年轻人——佘宏荣。都是老乡，又在一块修学，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因为这层关系，一处伏笔就此埋下——翟玉华后来又结识了佘宏荣的哥哥佘跃荣，后者在日后与翟玉华一块成为天地人创所的最初班底，并肩作战至今。
当然，这又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