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魏晋南北朝是宗王势力特别活跃的时期。唐长孺先生指出，像西晋那样重用宗室的情况，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但却在不同程度上通行于南北朝，甚至延续到唐初，可能与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有关。当时高踞于政权上层的是门阀贵族，西晋政权结构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以君临天下，因而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西晋以后，除东晋皇室十分衰弱外，南北诸皇朝的政治结构依然没有变化，重用宗室的政策就得延续下去，这种情况与门阀统治共始终恐怕不是偶然。^[1]唐先生的这一结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本书即是在这一认识的指引下，对与魏晋南朝宗王有关的若干问题所作的探讨。

概括而言，魏晋南朝宗王的政治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宗室分封。汉初曾大封同姓，结果出现七国之乱，经过文、景、武三朝的限制和打击，至汉武帝以后，封国已只能衣食租税，既不能对中央构成威胁，也无法起到维城的作用。虽然如此，研究魏晋以后分封制（或称封爵制）的变化，仍有助于认识最高统治者对宗室的态度、宗室在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以及封国租税对国家财政的影响等。本书重点探讨了与宗室分封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曹魏的爵级及授与情况，以了解汉唐间爵制在形式上的演变轨迹；二是魏晋的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以了解这一时期封建议论出现的社会背景，以及司马氏推行分封的实际情况。

第二是宗王出镇。宗王出镇是由宗室诸王出任方镇都督的制度，这种制度是将西周封建的基本精神，即以血缘关系作为维系政权的纽带，与现行都督制相结合而形成的产物。宗王出镇萌芽于曹魏后期，当时掌权的司马氏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开始任命家族成员出镇地方。西晋建立后，这一措施延续下来。但在“八王之乱”中，方镇势力反而成为宗王相争的条件。东晋门阀强盛，重要方镇基本上被门阀控制，宗王很少出镇。东晋末年，刘裕掌握政权，再次大量任命家族成员出镇，至刘宋又形成宗王出镇的局面，此后一直延续至陈朝。宗王出镇是加强宗室力量的主要措施，宗王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产生重大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措施的存在。相关问题也是本书探讨的重点，如八王之乱中的政治格局、东晋宗王出任都督的比例、刘宋方镇格局的演变对政权兴衰的影响，以及南朝时期行事设置的原因和作用、藩王僚佐与南朝政治的关系等。

第三是宗王入辅。在任命宗王出镇的同时，历代统治者还注意任命宗王担任中央的重要职位。但由于宗王血缘很近，很容易对皇位构成威胁，因此不乏皇帝猜忌甚至诛杀入辅宗王的事例，如晋武帝之猜忌齐王攸、晋孝武帝之抑制会稽王道子、宋文帝之诛杀彭城王义康等，本书都有涉及或专文探讨。

第四是皇位继承。宗室的内部矛盾往往集中体现在皇位的继承上。早在东汉后期，朝廷内部就出现曹丕曹植之嗣之争。曹魏建立后，经过曹丕、曹睿两代，到齐王曹芳年幼即位时，政权开始旁落，再经过曹髦、曹奂二帝，曹魏就被司马氏取代了。晋武帝代魏不久，即立弱智司马衷为太子，此举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了不少争议。及至南朝，皇位的更替呈现明显的规律，即凡是由藩王或异姓登位的皇帝，其皇位都比较稳固，在朝政上能够自主)而凡是由太子登位的皇帝，其皇位多不稳固，上台不久便被杀掉)藩王或异姓与太子大致是交替登位。本书对相关问题都作了分析。

以上四个方面中，最能体现宗王政治作用的是宗王出镇，而研究宗王出镇问题，离不开对方镇年表的深入把握。清代以来，万斯同、吴廷燮、秦锡圭等编有魏晋南北朝各代的方镇年表，为认识相关问题提供了便利。但这些学者所编的都是简表，便于概览，若用于具体、深入的研究，则显得不足。笔者在分析刘宋方镇格局的演变时，为了解都督、刺史迁转的详细情况，依据正史资料做了晋末及刘宋的方镇迁转年表长编，并对有疑问处作了说明。至于魏晋南北朝龙祥与五德之关系，为读书偶得，也附于书后。

【注释】

[1]参见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139～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