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亲、至亲、疏亲上台及下台原因分析
（一）尊亲
尊亲主要指司马懿之子，即武帝之亲叔，或惠帝之亲叔祖。贾氏被杀后，进入单纯的宗王相争阶段，首先上台的便是杀死贾后的赵王伦。赵王伦于惠帝为叔祖，二人相隔4世，血缘已疏，但因为是司马懿之子，所以，在宗室中地位很高，属于尊亲一类。为何宗王至此时才上台？此时在世的宗室成员不少，为何最先上台的是这一类成员？这与武帝时期的用人政策有没有关系？
众所周知，司马氏对家族成员的任用始于曹魏末年，直接的目的当然在于巩固权位，为代魏奠定政治基础。如果从社会背景上分析，则通常认为是为了对抗日益增长的门阀势力。[14]武帝即位后，宗室成员继续受到普遍的重用。但细绎史实，我们不难发现，武帝一直对宗王敬而远之，多让他们出镇地方，即使他们身在中央，也几乎没有让他们担当过心腹之任。究其原因，无非是宗王血缘太近，容易对皇位构成威胁。正因为如此，武帝才将外戚视为可以信赖的力量，他先是重用太子妃党，后来又宠任姻缘更近的后族杨氏。武帝死后，也由处于权力核心的杨氏、贾氏先后执政，他们倒台后才轮到外围的宗王。
至于首先上台的是尊亲而非其他宗王，则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参《晋书》之《武帝纪》及诸《宗王传》，泰始元年（265年）西晋建立时，以武帝为中心，在世的宗室有叔祖1人、叔父6人、从伯从叔16人、亲弟4人，其余则为从弟从子。前面这些辈份较高或血缘较近的宗室成员共计27人，全被封王。而武帝自己的儿子，当时最大的司马衷（即以后的惠帝）才7岁，根本没有从政能力。咸宁三年（277年），有3位皇子被任命为禁军将领，但其中2位仅有6岁。因此，历武帝一朝，在中央居于高位的几乎都是年长的尊亲，如安平王孚、义阳王望、汝南王亮等，血缘很近的至亲只有武帝的同母弟齐王攸一人。武帝末年，为了巩固太子的皇位，又让几位年长的皇子出镇远方。杨骏当政时，对宗王一概排斥，结果被贾氏利用。贾氏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则采用分化的办法，对血缘较疏的尊亲予以重用，而对血缘很近的惠帝诸弟予以压制。当时，惠帝的亲叔父已全部死去，亲叔祖在世的还有3位，其中平原王榦有病，梁王肜平庸，只有赵王伦长期出镇，颇有实力，性又贪婪。永康元年（300年），贾后害死太子，梁、赵二王便不再顾忌，将贾氏废黜并杀掉，由赵王伦辅政。
宗王当政与外戚当政有本质的区别，外戚不过是假借虎威的狐狸，通常只能依仗皇帝而得势，要登上皇位是很困难的，而宗王只要有机会，就很容易夺取皇位。外戚在台上，还可以成为皇位与宗王之间的缓冲，但贾后被废使缓冲不复存在。永宁元年（301年），赵王伦便轻而易举地篡夺了皇位。他为惠帝的叔祖，依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是无论如何轮不到他来继承皇位的。而且，他在位时宠任僚属、大开封赏、滥杀大臣，朝政极其败坏，所以篡位不久便遭到出镇宗王的群起讨伐。
永宁元年（301年），齐王冏联合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常山王
等起兵讨伦，伦被擒伏诛，齐王冏上台辅政。为首的是齐王冏而非他人，也不无缘由。起兵之前，居于中央的宗王都遭到赵王伦的压制，只有出镇的宗王有能力起兵。出镇宗王主要有3人：镇许昌的齐王冏、镇邺城的成都王颖、镇长安的河间王颙。其中，河间王颙为惠帝的从叔，已隔4代，血缘太疏，不为众人所服。成都王颖为惠帝的亲弟，势力也强，但他出镇已有两年，在朝中没有影响。齐王冏为惠帝的堂弟，其母又为贾后之姊，介于亲疏之间；其父齐王攸生前很有威望，他本人也一直任职中央，赵王伦曾与之共废贾后，在中央较有影响；而且，齐王冏是受到赵王伦的排挤才离开洛阳的，对赵王伦心存不满。所以，齐王冏顺其自然地充当了讨伐赵王伦的主角，并在赵王伦被杀后上台辅政。
（二）至亲
至亲为武帝诸子，即惠帝诸弟。太安元年（302年），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又起兵讨伐齐王冏，居于洛阳的长沙王
（已从常山改封长沙）顺势杀冏，上台执政。二年（303年），颖、颙复起兵伐
，
被杀，颖于邺城遥执朝政。长沙王
与成都王颖都是惠帝的亲弟，因为惠帝唯一的儿子司马遹已被贾后害死，从血缘上说，这类宗王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他们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如前所述，武帝在世时，他们因为年龄较小，在政治上一直没有作为。太康十年（289年），武帝患病，参《晋书》诸《纪》及《宗王传》，当时在世的皇子有10位：司马衷（31岁）、司马柬（28岁）、司马玮（18岁）、司马允（18岁）、司马演、司马遐（17岁）、司马
（13岁）、司马颖（11岁）、司马晏（9岁）、司马炽（6岁）。同年十一月，改封皇子柬为秦王、都督关中，玮为楚王、都督荆州，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又立
为长沙王，颖为成都王，晏为吴王，炽为豫章王，演为代王。
可以看出，除太子以外，三位出镇的皇子恰恰是最年长的，而且出镇的地区都在镇抚吴蜀的边缘地区，其他皇子虽未出镇，但封国也多在吴蜀。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史称武帝此举在于“镇守要害，以强帝室”，[15]但刘颂上书云：“封幼稚皇子于吴蜀，臣之愚虑，谓未尽善。夫吴越剽轻，庸蜀险绝，此故变衅之所出，易生风尘之地。……宜得壮主以镇抚之。”[16]可见以年幼皇子镇抚吴蜀并非妥当之举，应该不是武帝的本来目的。个人以为，由于太子是弱智，如果让年长皇子在武帝死后继续留在中央，很容易对其皇位构成威胁，所以武帝要让他们出镇远方。至于其他几位皇子，据史书记载，演有病，遐懦弱，、颖、晏、炽年幼，留在中央暂无大碍。但武帝也几乎将他们全部封在吴蜀地区（演封在北边），一旦他们长大或有变故，就可以让他们远远地离开洛阳。
杨骏上台后，对宗王一概排斥，结果被贾后利用，惠帝诸弟全被招回。[17]随后一段时间，惠帝诸弟全在洛阳，汝南王亮深感不安，建议遣诸王之国，楚王玮甚为愤恨，贾后遂利用二人的矛盾，将他们先后害死。在玮被杀3个月后，秦王柬莫名其妙地病死了。长沙王
因为与楚王玮同母，被贬为常山王，随即就国。淮南王允就国大约也在此时。其后，成都王颖渐渐年长，见贾后之侄贾谧与太子下棋相争，厉声呵道：“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贾谧甚惧，于是进言贾后，让颖出镇邺城。[18]赵王伦上台后，对惠帝诸弟尤为猜忌，因淮南王允有兵，便想夺去，允不胜其愤，称：“赵王欲破我家！”最后兵败身死。[19]
讨伐赵王伦时，惠帝诸弟中只有成都王颖任邺城都督，实力最强，常山王
则利用了国兵。赵王伦被杀后，齐王冏辅政。太安元年（302年），河间王颙重新挑起事端，推颖为首讨伐齐王冏，理由是冏“窥伺神器，有无君之心”。[20]这一点其实很难证实，冏所以遭到讨伐，血缘才是根本原因。武帝临终前让年长皇子远离中央，形成疏者近而亲者远的格局，这本是一种平衡的策略，但在他们的心中，想来是极不平衡的。当宗王势力居于主导地位后，血缘便是相争的主要依据，亲者总是在向权力中心靠拢。冏居于尊、亲之间，不过是一个过渡的角色。当初冏、颖会于洛阳时，新野王歆曾劝冏“夺其（颖）兵权”，[21]长沙王
则对颖说“天下者，先帝之业也，王宜维之”，[22]便是二人相争的兆头。冏主政后，曹摅、王豹、孙惠、郑方都曾上书劝冏退让，但是冏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不久果然遭到讨伐。
齐王冏被杀后，长沙王
首先上台执政，至亲势力经过长久的压抑，终于升到权力的顶端。但长沙王
实力较弱，仅仅是因为身处洛阳才占得先利，成都王颖对此自然心存不满，于是又起兵伐
。此后，颖被立为皇太弟，于邺遥执朝政，终于如愿以偿。宗王相争的依据是血缘，成都王颖以至亲而辅政，势力也很强大，应该是无人相争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三）疏亲
疏亲为宣帝诸弟之后。永兴元年（304年），东海王越又起兵伐颖，但在荡阴遭到失败，惠帝被送至邺城，越则返回东海国。不久，颖为越弟新蔡王腾及王浚所破，奉惠帝迁至长安，河间王颙执政。二年（305年），越起兵伐颙，颙败，后被越弟南阳王模杀死。光熙元年（306年），惠帝返回洛阳，不久死去，怀帝即位，西晋进入“永嘉之乱”时期。
东海王越与河间王颙都是惠帝之从叔，与惠帝已相隔4代，属于疏亲一类。这类宗王中有少数人因为辈份很高，如下邳王晃、高密王泰等，曾在中央居于高位。至于其他辈份较低者，如义阳王威、新野王歆、竟陵王楙等，在争夺中只能依附于不同的势力。辈分高者可以居于高位，但很难成为主宰，辈份低者就更不必说。但在“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越却不仅参与了争夺，而且逐渐居于主宰地位。那么，东海王越为什么要参与？又为什么能参与？这是因为：随着宗王相争的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已超越血缘矛盾而成为主要矛盾。东海王越长期居于中央，最终成为中央势力的代表；成都王颖长期居于地方，最终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之争，表面上是疏亲与至亲之争，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之争。
外戚在中央依附于皇权，所体现的是中央势力，而宗王历职内外，其僚属多出自地方，地方性很强。贾氏被废以后，宗王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的僚属也随之攀升。赵王伦曾出镇关中，在他当权期间，其僚属孙秀等皆封大郡，“同谋者咸超阶越次”，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以至有“貂不足，狗尾续”之讥。[23]又吴人在晋朝仕进艰难，赵王伦却颇为照顾，陆机、郗鉴、贺循、顾荣、戴若思、刁协、应詹等皆为其所辟。[24]淮南王允都督扬、江长达10年，元康九年（299年）被召还时，所将之“淮南奇才剑客”也随同入朝。[25]齐王冏起兵于许昌，上台后也是宠任亲昵，以“五公”为心膂。[26]长沙王
一直被贬在国，冏起兵时，
率国兵应之，其后国兵便是他依靠的主要力量。[27]成都王颖更是如此，冏失败后，他一直于邺城悬执朝政，被立为皇太弟后，又将乘舆服御迁于邺城，罢宿卫兵以属相府，更以王官宿卫。[28]
任职中央的多是势族高门，而宗王的僚属具有浓厚的地方、寒庶色彩，自然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仇视。随着宗王相争的发展，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海王越充当了维护中央权益的角色。越出于司马懿之弟司马馗一系，这一系多任职中央，在宗室中甚有声望。越本人也“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官至司空、领中书监。[29]这种家世及个人资历，便成为东海王越上台的重要凭借。
河间王颙得势的原因与越有异：越居于中央，得到朝臣支持；颙居于方镇，攀附于成都王颖。颙于元康九年（299年）出镇关中，“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颙于诸王为疏，特以贤举”。[30]宗王相争中，颙虽然居于西部重镇，但因为血缘太疏，不能成为争夺的主角，只能随势而动，见机行事：齐王冏起兵时，他不知所从，初附赵王伦，后闻冏、颖兵盛，又回应二人；冏上台后，颙见颖于惠帝为亲，有望登上宝座，自己可为宰相，于是推颖为首，先伐冏，后伐
；颖失败后，奉惠帝迁至长安，颙才上台执政。可见，只是在宗王中有实力者死伤殆尽之后，河间王颙才有了成为主角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