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室矛盾的激化与方镇格局的调整

元嘉三十年（453年），太子刘劭杀宋文帝自立，文帝第三子江州刺史刘骏率兵讨伐，登上皇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年少即位，已没有家长的权威来维持宗王出镇局面的稳定。其弟弟刘铄“不推事世祖”，^[27]刘昶“不能祗事世祖”，^[28]刘浑“备置百官，以为戏笑”；^[29]叔父刘义宣对“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30]舅父臧质“以少主遇之，是事专行，多所求欲”。^[31]孝武帝即位还不到一年，荆州刺史刘义宣等便起兵反叛，但最终被平定。不久，刘诞又“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32]后派兵讨伐，刘诞被杀，孝武帝这才除掉心腹之患。

为了减轻宗王的威胁，孝武帝采取了许多措施，如订出车服制度二十四条以贬抑宗王，利用典签来加强对出镇宗王的监察。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方镇格局进行调整。

首先是分割强藩。（1）置王畿。孝建元年（454年），分扬州所统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大明三年（459年），扬州改称王畿，东扬州则改称扬州。^[33]王畿为南台侍御史所部，同时又遣尚书与所在共详，可见孝武帝是要将建康周围地区直接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2）分荆置湘。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初次分荆置湘，以后荆、湘之间有多次分合。孝武帝的这次分置约在元嘉三十年（453年）六月，其初衷应在于削弱荆州刺史刘义宣的实力，但仍以刘义宣为荆、湘二州刺史，也许是当时无力任命他人。（3）分荆、湘、江、豫置郢。孝建元年（454年），分荆州之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立郢州。^[34]这是孝武分割强藩的最大举措，荆州力量大大削弱。（4）雍州侨郡实土化。史称“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帝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实土郡县以为侨郡县境”。^[35]此举对雍州而言是实力的增强，对荆州而言则是实力的削弱。

其次是用同姓取代异姓。分割虽使强藩的力量遭到削弱，却不能完全解除来自出镇宗王的威胁，孝武帝于是违背刘裕的遗诏，任用异姓以取代同姓。荆州刺史刘义宣起兵反叛时，雍州刺史朱修之“伪与之同，而遣使陈诚于帝。帝嘉之，以为荆州刺史”。^[36]朱修之任荆州刺史长达九年，几乎历孝武一朝。以后又准备任命疏族刘延孙代修之，只是因为刘延孙病死才作罢。大明元年（457年），南兖州刺史刘诞镇广陵，“广陵与京口对岸，欲使腹心为徐州，据京口以防诞，故以南徐授延孙，而与之合族，使诸王序亲”。^[37]刘延孙为疏族，本来是没有资格任南徐州刺史的，但为了防范弟弟，同时又不违背遗诏，孝武帝于是想出了“合族”的办法。其余稍次的方镇更是大量引用异姓，如南兖州命沈庆之、檀和之等，徐州命垣护之、申坦、沈昙庆、王玄谟等，豫州命申恬、宗悫、庾深之等。^[38]宋文帝曾大量任命宗王镇边，孝武帝时则很少任命。大明五年（461年），刘义恭上表陈限制宗王之法，第一条就是“诸王贵重，不应居边，至于华州优地，时可暂出”。^[39]刘休若镇彭城不到两年即被征还。刘休茂镇襄阳，“主帅（典签）每禁之”，^[40]休茂不胜愤怒，杀死主帅，自己最终也被杀。

再次是令幼王出镇。任用异姓只是权宜之举，不可能让异姓一直掌握重权。孝武帝在位中期，便将所有的强藩都换成了自己的儿子镇守。其中，扬州刺史任命刘子尚，荆州刺史任命刘子顼，南徐州刺史任命刘子鸾，南兖州刺史先后任命刘子勋、刘子仁，南豫州刺史任命刘子房，江州刺史任命刘子勋，郢州刺史任命刘子绥。^[41]这些皇子最初出镇时的年龄很小，大约只有5～7岁，根本没有从政的能力，出镇只是充当权力的象征，实际权力则掌握在由府州上佐充任的行事手中。虽然如此，由亲生儿子出镇，至少不用担心他们反叛自己。

孝武帝的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对强藩的分割，对刘宋后期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42]沈约认为“建郢分扬，矫枉过直”，“兴丧之源，于斯尤著”。^[43]王夫之也认为刘宋灭亡，“不可谓非孝武之师先也”。^[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