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僚佐与中央皇权之关系
东晋末年，刘裕在驱逐桓玄后逐渐占据了徐、扬、豫、荆等主要方镇，为了避免重蹈东晋门阀当政的覆辙，他于是任命子、弟出镇强藩。临终之前，刘裕对方镇格局作了调整，并在遗诏中规定荆、徐二藩由宗室近戚居之，从而确立了刘宋的宗王出镇体制。方镇有府、州两套僚佐系统，府佐本非地方官吏，依法当由朝廷除授，但府主可以推荐，而且可以直接板授较低之参军。州佐则一般自辟，于外郡太守、县令，也可表请用之。[2]除此之外，宗王还有自己的王国官属，如师、友、文学、郎中令、常侍、典书、典卫之类。府主与僚佐存在君臣之义，府主迁转时，还有送故的风习，即僚属随长官迁转，继续为之服务，或厚加赠遗。[3]
出镇宗王有庞大的府、州、国僚佐系统，府主有很大的辟举权力，加之观念上的君臣名分，很容易形成独立的势力集团。一般情况下，在位诸帝总是设法减少方镇集团的威胁，其手段主要是使府主、行事、典签相互牵制。南朝时期，出镇宗王以幼王居多，4～15岁者约占了85%。从刘宋初期的情况来看，刘裕诸子幼小、兄弟寡少，是幼王出镇现象存在的客观原因。此后随宗王内部矛盾的发展，新登位的皇帝为巩固皇权，对长辈及兄弟多有猜忌和诛戮，主要任用年幼皇子出镇，这是幼王出镇存在的政治原因。而幼王无力主持府州事务，事务由中央指定的行事来主持，行事则由幼王所在军府的长史、司马或谘议参军充任，并非另设一官。行事虽然以处理府州事务为主要职责，但同时对府主也有防范的责任。典签本为府州之小吏，大致在宋孝武帝以后，典签之权逐渐加重，主要担当监察的责任。[4]这样，府主、行事、典签相互牵制，不仅不能协调一致，相反还常常发生冲突，矛盾激化时，府主甚至将行事或典签杀死。如刘宋时，庐陵王义真对左右亲信滥加赏赐，长史经常裁减，后来被义真杀死；武昌王浑自号楚王，以为戏笑，长史向朝廷告发，浑被迫自杀；海陵王休茂欲专政事，司马及典签常常禁止，被休茂杀死，休茂随后又被参军杀死；巴陵王休若因典签无礼，将其处死。萧齐时，鱼复侯子响常与左右饮酒作乐，又准备与蛮族交易武器，长史刘寅等向朝廷密启，被子响杀死，子响随后也被赐死；长沙王晃欲专政事，典签抑制，被晃杀死。可见府州内部矛盾重重，一般情况下，不致于联合起来对抗中央。
但是，这种牵制只在中央政局稳定时有效，一旦中央政局有变，主要是皇位更替时，这种牵制往往失去作用。其所以如此，与宗王出镇制的本质特征密切相关。宗王出镇制是一种以中制外、家国合一的体制：皇帝控制中央，至亲占据要藩，疏亲、外戚、异姓交杂其间。在这种制度下，要实现政治局面的稳定，除了依靠中央的力量外，还有赖于家国秩序的协调，即皇帝不仅是一国之主，同时也是一家之长。而皇位继承往往造成既定秩序的破坏：或以晚辈君临长辈，如继位的太子；或以疏亲君临至亲，如宋明帝、齐明帝；或以异姓越居重位，如四朝开国皇帝。每当此时，中央的操纵力量便大为削弱，府主不一定听从中央的调遣，僚佐也不一定听从中央的指令，主佐常会达成一致：或是府主强迫僚佐起事，或是僚佐推奉府主起事，或是二者自动结合。刘宋初年，庐陵王义真居丧饮酒，其长史刘湛正色相劝，义真说：“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5]所谓“长史事同一家”，正反映了主佐结合的可能性。至于皇位更替之际主佐关系的实际情况，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宋孝武帝即位后，其叔父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不听中央调遣，又准备起兵东下，长史张畅不愿跟从，几乎被义宣杀死；湘东王彧杀掉前废帝而即位，时方镇多由前废帝之弟居守，他们都只有10岁左右，各自的长史便推奉这些幼王起兵；梁末侯景之乱中，益州刺史武陵王纪称帝，其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怦固谏不可，被纪杀死。不论何种情况，方镇内部总会达成一致，成为独立的势力集团。
以藩王或异姓身份登位的皇帝共有11位，除陈宣帝外，都直接或间接得之于方镇僚佐势力的帮助。其登位方式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登位之前居于方镇者，共有3位，即宋文帝、宋孝武帝、梁元帝。宋文帝在登位之前为荆州刺史，顾命大臣徐羡之等人废黜营阳王后，遣百官西迎文帝，文帝比较犹豫、恐惧，其僚佐王昙首、王华、到彦之百般相劝，文帝于是率府州文武东入建康。文帝即位后，徐羡之等人仍握重权，文帝在故佐的谋划下，将他们全部铲除。宋孝武帝在登位之前为江州刺史，率众军讨伐西阳五水蛮，当其兄刘劭杀死文帝时，孝武帝率军讨伐，于新亭即皇帝位，随后克定建康，诛除刘劭。梁元帝在登位之前为荆州刺史，当侯景攻陷建康后，荆州势力是其平乱、称帝的基础。
二是登位之前居于中央者，共有4位，即宋明帝、齐明帝、陈文帝、陈宣帝。宋明帝曾出镇京口、彭城，在中央担任禁卫之职，登位之前被前废帝囚禁。前废帝后来准备杀死明帝，明帝的亲信勾结废帝左右，将废帝杀死而登位。齐明帝曾出镇郢州、豫州，在中央担任禁卫之职，登位之前为辅政大臣。当郁林王准备废掉明帝时，明帝与禁军勾结而废之。陈文帝历任吴兴太守、监南徐州、会稽太守，登位之前镇于南皖。陈武帝临死时，因其子衡阳王昌被北周扣留，于是诏文帝继承皇位。后北周送昌还国，文帝遣人杀之。陈宣帝无出镇经历，长期在中央任职，登位之前为辅政大臣。文帝故佐欲废宣帝，宣帝杀之，独揽大权，后废临海王而登位。
三是异姓登位者，共有4位，即宋武帝、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宋武帝自京口起兵驱逐桓玄而得势，他所依赖的是寓居京口的低级士族。齐高帝曾出镇淮阴，多引用青冀豪族作为势力基础。梁武帝在登位之前为雍州刺史，对雍州豪族多有援引，因东昏侯滥杀大臣，于是与其僚属密谋起兵。与此同时，行荆州事萧颖胄也与僚佐共谋起兵，与雍州集团联合东下。[6]陈武帝因讨伐李贲、侯景而得势，他所借助的多是南方土豪。
由此可见，除陈宣帝外，其余诸人无不有过出镇的经历，他们登位的途径虽然各有不同，但多以方镇兵力和僚佐作为登位的势力基础。当然，有的方镇势力相对薄弱一些，如宋明帝与齐明帝，这二人所依靠的主要是禁军势力。
藩王或异姓借助僚佐势力登位以后，仍然需要以故佐势力作为皇权的基础。这些故佐常被称为“代臣”、“代党”或“代邸之旧”，[7]在政治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宋文帝即位后，“诸故吏臣佐，并委（谢）弘微选拟”，[8]他所重用的“五臣”中，王华、王昙首及谢弘微即是其荆州故佐。铲除徐羡之等人后，文帝在宴会时对王昙首举酒相劝，手拊御床说：“此坐非卿兄弟，无复今日。”[9]故佐死后，文帝对其后代也比较看重，如引见故参军沈林子之子沈邵、沈璞，委王昙首之子王僧绰以重任。宋孝武帝上台后，“旧臣故佐，普皆升显”，[10]典掌机要的戴法兴、戴明宝为故典签，把持朝政的颜竣、颜师伯为故主簿，掌握方任的沈庆之、柳元景、薛安都、刘延孙等为故将领。宋明帝出镇时间较短，方镇势力相对薄弱，其所信任的多为王国官属，如王道隆为故典签，阮佃夫为故主衣、世子师，杨运长为射师，李道儿为故湘东王师、学官令，王谌为故王国常侍、徐州从事、镇北行参军，虞愿为故王国常侍。齐明帝曾出镇豫州，对豫州势力颇相援引，如以裴叔业为右军司马，辅政后即以其为腹心。但齐明帝之方镇势力较弱，他主要依靠的是侄子萧遥光、萧遥欣、萧遥昌及姻亲刘暄、江祏等。四朝开国皇帝则多借助地方势力上台，任用范围更为广泛，并不限于狭隘的僚佐圈子，这在下文探讨。也有故佐先受重用，后来被故主疏斥甚至杀掉的，如颜竣、王谌等，但这只是极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