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王僚佐与门阀势力之关系
东晋门阀是通过控制强藩来巩固权位的，刘宋实行宗王出镇制后，士族除了在中央任官外，就是担任府州之上佐。这样，门阀士族在方镇由府主下降为僚佐，这对其地位是一种贬抑。藩王登位后，其府州僚佐自然受到重用，而没有主佐关系的士族，则难以居于权力中心，这在刘宋初年便有明显的表现。如谢灵运因文才而为宋文帝赏遇，“自以名辈、才能，应参时政，……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王昙首、王华、殷景仁等，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灵运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26]孝武帝上台后，“旧臣故佐，曾皆升显”，[27]“（颜）师伯藉宠代臣，势震朝野，倾意厮台，情以货结，自选部至于局曹，莫不从风而靡。曲徇私请，因停诏敕，天震霣怒，仆者相望，师伯任用无改，而王、谢免职。君子谓是举也，岂徒失政刑而已哉！”[28]后废帝被杀后，朝臣各怀异心，江谧投附萧道成，萧齐建立后，江谧官至左民尚书，不久，萧道成敕曰：“江谧寒士，诚当不得竞等华侪。然其甚有才干，堪为委遇，可迁掌吏部。”[29]刘宋末年，晋熙王燮出镇郢州，齐武帝为长史，王晏为安西主簿。齐武帝即位后，王晏官至吏部尚书，“时尚书令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30]可见，南朝门阀的现实地位如何，门第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往往还要看其与皇帝的主佐关系，而且主佐关系还常常重于门第。
南朝时期，少数士族因门户衰落，所以想通过从武以振兴门户。刘宋末年，王蕴“以父楷名宦不达，欲以将途自奋”。[31]萧齐时，王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绍兴家业，启世祖求自试”，后为竟陵王子良军主，大习骑马，“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32]但这两人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可见士族并非一味鄙薄武事，有的还很希望参与武事，只是参与武事很危险，不但不能振兴门户，还很可能性命不保。
一般情况下，高门多隐身避事。如刘宋前期，王昙首及其兄王弘得到宋文帝的重用，但屡次请求退让。宋末萧道成辅政，禅代在即，王延之与王僧虔中立于朝，时人为之语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33]齐东昏侯被杀后，“百僚署名送其首。（王）志闻而叹曰：‘冠虽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树叶挼服之，伪闷，不署名”。[34]萧梁时，王骞对儿子说：“吾家门户，所谓素族，自可随流平进，不须苟求也。”[35]谢朏更为典型，他经历三次朝代改换而不显同异：萧道成图谋禅宋，以朏有重名，欲引为佐命之臣，谢朏回避；齐明帝谋夺位，朏自中书令求出为吴兴太守，弟瀹时为吏部尚书，朏送酒数斛，写信说“可力饮此，勿豫人事”；梁武帝平定建康，表请谢朏及庐江何胤，并不至。[36]南齐萧子显说：“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37]显然，高门大族有门第作为仕进的保证，没有必要为国死节，也没有必要趋炎附势，冒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正因为他们多远离权宠，在换代之际不显同异，才得以保持门户，衰而不亡。
南朝时期，在政治上最活跃的是地方势力，这与宗王出镇制大有关系。在宗王出镇制下，宗王频繁出镇地方，对地方势力多有辟引。藩王在内争中上台后，地方势力也随之进入中央，并借主佐关系而居于高位。尤其是在宗王势力因内部相争而削弱、异姓势力兴起之时，地方势力更成为新王朝的政治基础。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其同谋多为徐兖寒门。孝武帝先后两次出镇襄阳，其主要活动是讨蛮与北伐，柳元景、宗悫、薛安都、宗越、谭金、武念等雍州人物都曾为孝武帝之属下。梁武帝自襄阳起兵而登位，其所重用的将相便多为雍州豪族，如曹景宗、柳庆远、柳惔、韦睿、杜崱等。和梁武帝同谋起兵的萧颖胄，则对荆州望族深相委仗，如宗夬、乐蔼、刘坦等。萧道成所依赖的则是青、冀豪族，史称“太祖作牧淮、兖，始基霸业，恩威北被，感动三齐。青、冀豪右，崔、刘望族，先睹人雄，希风结义”。[38]其所辟用及援引者有垣崇祖、刘怀珍、崔祖思、刘善明、苏侃、垣荣祖、薛渊、戴僧静、崔慧景等。齐明帝曾出镇豫州，以居于寿阳的裴叔业为右军司马，辅政之后，以裴叔业为心腹，并以其侄子植、飏为直阁，委以宿卫重任。另外，齐明帝还曾引夏侯详为援。萧遥昌为齐明帝之侄，他在任豫州刺史时，欲引用世居寿阳的郑绍叔，但郑绍叔没有跟从。萧遥昌死后，其豫州部曲归于弟遥光，遥光起兵谋废东昏时，豫州部曲便是他借助的重要力量。梁末侯景之乱中，南方土豪势力十分活跃，侯安都为陈武帝将领，欧阳頠、程灵洗等也竞相依附。[39]随藩王（改朝换代之际则为异姓）上台而步入中央，是地方势力上升的重要途径。而地方势力的上升，对旧的士族势力又是很大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地方豪族可以随藩王上台而得势，却很少能发展成为东晋那样延绵不绝的高门大族。原因之一是一旦故主死去，他们与新皇帝的关系便变得疏远，甚至因遭受猜忌而被杀，很难将官位保持数代而不亡。如宋文帝时，“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彼群公义虽往结，恩实今疏”，[40]这里的“群公”指宋武帝故臣徐羡之等人；南齐时，“崇祖为将，志怀驰逐。规搔淮部，立勋豫牧。敬儿莅雍，深心防楚。岂不劬劳，实兴师旅。烹犬藏弓，同归异绪”，[41]指垣崇祖、张敬儿；南齐末年，“王、陈拔迹奋飞，则建元、永明之运；身极鼎将，则建武、永元之朝。勋非往时，位逾昔等，礼授虽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乱，危亡虑及，举手捍头，人思自免”，[42]指王敬则、陈显达。类似例子，史书中比比皆是。他们之所以失势，是因为“义虽往结，恩实今疏”，或“烹犬藏弓”。唯梁武一朝诛杀较少见，这与梁武帝在位时间长，恩义未疏有关。
南朝皇帝为防范士族，多用寒人典掌机要。若考察这些人的经历，则发现他们也多为皇帝之故佐，不过地位较低罢了。宋孝武帝时，所重用的戴法兴、董元嗣、戴明宝为孝武帝任南中郎将时的典签。宋明帝重用的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杨运长等也为低级僚佐（见前述）。纪僧真在刘宋末年随萧道成在淮阴，南齐建立后兼中书舍人。齐武帝镇盆城时，茹法亮为江州典签，“便辟解事，善于承奉，稍见委信”，[43]吕文度“知军队杂役，以此见亲”，[44]齐武帝即位后二人都受到重用。吕僧珍先后任梁武帝之父萧顺之的门下书佐、豫州典签、领军主簿、丹阳督邮等，后随梁武帝至襄阳，梁武帝即位后他官至领军将军，“任总心膂，恩遇隆密，莫与为比”。[45]陈庆之从小随从梁武帝，梁建立后多次领军北伐，建功立业。由此可见，随藩王或异姓上台，也是寒人得势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