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 结
旧史在解释某一事件时，往往说“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31]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八王之乱”。所谓“天时”，在这里指社会背景。我们知道，门阀势力的发展至迟可追溯到西汉末年，至东汉后期，本地大姓子孙享有优先进用的权利已被视为通例。[32]司马氏在代魏之前开始任用宗室成员出镇入辅，就社会背景而言，目的应在于对付日益增长的门阀势力。所谓“人谋”，在这里指晋武帝的一系列用人政策。宗王可以巩固皇权，但同时也能对皇位构成威胁，所以，武帝对他们敬而远之，对血缘很近的至亲尤为猜忌。为了对付宗王，武帝又从近臣集团中培植了外戚势力，先是重用太子妃党贾氏，后来又宠任更为亲近的后党杨氏。
这样，在晋武帝生前便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晋武帝）；外戚（后党、太子妃党）；宗王（尊亲、至亲、疏亲）；门阀。这个权力结构是由皇帝一手构筑的，同时也由皇帝来操纵。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惠帝是一位弱智，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后党、太子妃党、尊亲、至亲、疏亲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追根溯源，都是因为皇权与门阀这一矛盾的存在，中间的所谓外戚与宗王，都是为加强皇权而在门阀之上人为培植出来的叠加势力，“八王之乱”不过是这些叠加势力的汇演。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戚与宗王掩盖了“八王之乱”的本质，待这些人死伤殆尽、尘埃落定之后，门阀势力才居于主导地位，出现东晋的门阀专政局面。
【注释】
[1]景有泉、李春祥：《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5期，第6～9页。福原启郎从国家私权化及士大夫舆论的角度对“八王之乱”作了考察，见氏著：《八王之乱的本质》，载《东洋史研究》第41卷第3号，昭和57年，第1～31页。
[2]杨德炳：《西晋的崩溃与门阀的分化》，载《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5页。
[3]“至亲”、“疏亲”的概念都见于《晋书》。“尊亲”在《晋书》中指尊崇亲属，本文为表述方便，用作名词，主要指辈分及地位较高的司马懿之子。其中，齐王冏为惠帝之从弟，论辈分和血缘都不能称尊，但其父为武帝之同母弟齐王攸，其母为贾后之姊，这种身份是他得势的重要原因，故划入“尊亲”一类论述。
[4]《晋书》卷40《杨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77页。
[5]《晋书》卷40《贾谧传》，第1175页。
[6]《晋书》卷45《任恺传》，第1285～1286页。
[7]李德裕：《李卫公外集》卷1《羊祜留贾充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资治通鉴》卷78魏元帝咸熙元年十月条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89页。
[9]《晋书》卷38《齐王攸传》，第1131页。
[10]《晋书》卷40《贾充传》，第1167页。
[11]《晋书》卷31《惠贾皇后传》，第963页。
[12]《晋书》卷93《杨文宗传》，第2412页。
[13]《晋书》卷40《杨骏传》，第1178页。
[14]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页。
[15]《晋书》卷3《武帝纪》，第81页。
[16]《晋书》卷46《刘颂传》，第1294页。
[17]秦王柬、楚王玮来朝事见《晋书》各人本传，淮南王允来朝事见卷4《惠帝纪》及卷46《刘颂传》。诛杨骏时，楚王玮屯司马门，下邳王晃领护军、屯东掖门，东安王繇屯云龙门、兼统诸军，淮南王允的国相刘颂屯卫殿中，诛杨骏后，高密王泰领骏营，见《晋书》各人本传。
[18]《晋书》卷59《成都王颖传》，第1615页。
[19]《晋书》卷64《淮南王允传》，第1721～1722页。
[20]《晋书》卷4《惠帝纪》，第99页。
[21]《晋书》卷38《新野王歆传》，第1126页。
[22]《晋书》卷59《长沙王
传》，第1612页。
[23]《晋书》卷59《赵王伦传》，第1602页。
[24]见《晋书》各人本传。
[25]《晋书》卷64《淮南王允传》，第1721页。
[26]《晋书》卷59《齐王冏传》，第1607页。
[27]《晋书》卷59《长沙王
传》，第1612页。
[28]《晋书》卷59《成都王颖传》，第1617页。
[29]《晋书》卷59《东海王越传》，第1622页。
[30]《晋书》卷59《河间王颙传》，第1620页。
[31]《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2页。
[3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