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的封建主张
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掌握了曹魏政权，此后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至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时，终于取代曹魏而建立晋朝。司马懿出身河内大族，兄弟八人有“八达”之称，懿及兄朗、弟孚等早仕曹魏。司马氏得以禅魏建晋，家族势力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曹植、曹冏等人不幸而言中，他们的主张自然引起了篡位者的注意。据记载，晋武帝司马炎曾读过《六代论》，还向曹植之子曹志询问出处，[25]这表明魏末封建论对司马氏有直接的影响。为防止篡位故事重演，明帝、曹爽没有采纳的建议，司马氏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禅魏前后，司马氏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
晋文帝为晋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万户，制度如魏诸王。其余县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国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国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国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国伯邑千户，地方五十五里；大国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国子邑六百户，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户，地方四十里。武帝泰始元年，封诸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为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官于京师。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户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26]
但分封不久，段灼便上疏提出了批评：
臣以为太宰、司徒、卫将军三王宜留洛中镇守，其余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国。为选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辅佐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间者无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诸侯。上不象贤，下不议功，而是非杂糅，例受茅土。似权时之宜，非经久之制，将遂不改，此亦烦扰之人，渐乱之阶也。[27]
后段灼请长假还乡里，临行前又遣儿子上表，说：
而今诸王有立国之名，而无襟带之实。……于今国家大计，使异姓无裂土专封之邑，同姓并据有连城之地。……大晋诸王二十余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余国，……而无故多树兵本，广开乱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为可如前表，诸王宜大其国，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势足以相接，则陛下可高枕而卧耳。臣以为诸侯伯子男名号皆宜改易之，使封爵之制，禄奉礼秩，并同天下诸侯之例。[28]
《地理志》记载了分封的内容，段灼的上疏则反映了分封的实施情况，将二者加以对比，并参照其他一些材料，可以对魏末晋初的分封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地理志》关于咸熙分封的记载比较简略，参照《太平御览》，这次分封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公分郡、县两级，其余分大、次两级；邑万户至二百户、地方七十五里至二十五里不等；置相、典祠、车前司马、旅贲等官属。[29]这次分封受封者很多，段灼称“是非杂糅，例受茅土”，《晋书》卷35《裴秀传》称“自骑督已上六百余人皆封”。[30]值得注意的是，受封者除得到一定数量的户邑外，还可以得到一块与之相应的封土，与汉魏封建相比，这是颇有新意的内容。但是，这种对应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所谓的封土，不过是对史书所载周制的比附。胡三省便认为，“魏王操置名号侯以赏军功，虚封自此始矣。今虽复五等爵，亦虚封也”。[31]受封者能够得到的，大概只有五等的名位和一定比例租税。
泰始元年（265），武帝封宗室为王，全部以郡为国，分大、次、小三等，邑二万户至五千户、军队五千人至一千五百人不等。另外，还设有师、友、相等官属。[32]但从前引段灼上书看来，分封之初诸王并没有就国，王国机构也没有建立。据《晋书》诸宗王传，泰始二年后有部分宗王就国，但多挂有官职或去而复回，尊长亲贤辈则一直任职中央或出镇方面。史称“有司奏，诸王未之国者，所置官属，权未有备。帝以孚明德属尊，当宣化树教，为群后作则，遂备置官属”。[33]琅邪王伷，“武帝践阼，封东莞郡王，……始置二卿，特诏诸王自选令长。伷表让，不许”。[34]说明王国所置官属并不完备，而且须下特诏方可自选。义阳王望，“武帝受禅，封义阳王，邑万户，给兵二千人”。[35]这是同书中给宗王兵的唯一记载，说明王国置兵也是特例。可见，泰始分封并没有被认真执行，受封者所能得到的，仍然只有名位与租税而已。
据《地理志》，似乎在封王的同时便“罢五等之制”，仅剩公、侯二等。但从段灼上疏看来，封王的同时并没有罢除五等。他认为，当时的王国起不到藩卫的作用，五等却“多树兵本，广开乱原”，所以主张加强王国的力量，同时使五等的封爵禄秩“并同天下诸侯之例”。史称“灼书奏，帝览而异焉”，大约自此以后才罢除了五等。《地理志》中只有公、侯的名号和户邑等级，而在同书《礼志》所载泰始十年（274年）奏疏中，有鲁公、大梁侯、新沓伯、剧阳子等，[36]可证伯、子、男的名号也保留下来。可知“罢五等之制”应在泰始封王以后，五等的名号仍然保留，所罢除的只是五等的封土。
曹植、曹冏等人主张恢复西周或汉初的封建，使宗室在封国拥有实际的力量，从而起到藩屏皇室的作用。但从上面的分析可知，无论是咸熙分封还是泰始分封，受封者能得到的不过是名位与租税而已，这与汉武帝以后的封建没有本质的区别。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咸熙五等是司马氏在禅魏之前定立的，其目的在于获取臣下的支持，所以只能让受封者获得某种程度的利益，而不能让封国力量过于强大，对司马氏构成威胁。即便如此，这次分封还是受到段灼夸大其词的指责，认为是“无故多树兵本，广开乱原”，最后连形同虚设的封土也被取消了。泰始封王则不同，其目的在于加强同姓的力量，所以封国规模较五等要大。但这次分封仍然流于形式，以至段灼指责“诸王有立国之名，而无襟带之实”，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自汉武帝削弱王国至西晋建立，中间已隔近400年，恢复旧制有很大的困难；二是在禅代前后，司马氏已通过宗王出镇来巩固自己的势力，所以没有加强王国力量的必要。
咸宁三年（277年），武帝对分封制进行了调整：
咸宁三年，卫将军杨珧与中书监荀勖以齐王攸有时望，惧惠帝有后难，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从容共陈时宜于武帝，以为“古者建侯，所以藩卫王室。今吴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诸王为帅，都督封国，既各不臣其统内，于事重非宜。又异姓诸将居边，宜参以亲戚，而诸王公皆在京都，非捍城之义，万世之固”。帝初未之察，于是下诏议其制。[37]
下面记其制：将封国划分为大、次、小三等，皆制所近县益满万户；郡公制度如小国王，郡侯如不满五千户王；此后非皇子不得为王，诸王支庶依世次按公、侯、伯、子、男五等传封；王、公、侯按国之大小及世次置三军至一军不等，未之国者置守土若干人。关于荀勖的言论，史书另有记载：
时议遣王公之国，帝以问勖，勖对曰：“诸王公已为都督，而使之国，则废方任。又分割郡县，人心恋本，必用嗷嗷。国皆置军，官兵还当给国，而阙边守。”帝重使勖思之，勖又陈曰：“如诏准古方伯选才，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诚如明旨。至于割正封疆，使亲疏不同，诚为佳矣。然分裂旧土，犹惧多所摇动，必使人心恖扰，思惟窃宜如前。……五等可须后裁度……”帝以勖言为允，多从其意。[38]
两种记载有些矛盾，[39]但对理解咸宁分封没有太大的影响。
咸宁分封的目的是遣诸王就国，因此对旧制不适当处作了调整。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建立了五等传封制。据《晋书》诸宗王传，咸熙元年（264年）定立五等时，司马氏与他姓同时受封，公、侯、伯、子、男皆有。泰始元年（265年）禅魏后，司马氏受封者皆得封王，司马氏于是从五等中分离出来，五等完全成为异姓功臣的封爵。这种分封虽然能提高宗室的地位，但将宗室与异姓截然分开未必妥当。又宗室皆得封王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宗室成员在不断增加，亲疏远近在不断变化，后世不可能个个封王。咸宁分封规定：非皇子不得为王，诸王支庶依世次按五等传封。这样不仅解决了封王制不便传封的问题，而且使封王制与五等制结合起来，将宗室与异姓纳入了同一个体制。在此基础上，制定者对封国、户邑、军队等作了更具体的规定，从而使分封变得较为实际可行。
参上引《职官志》和《荀勖传》，遣诸王就国还存在两个障碍：其一，“诸王为帅，都督封国，既各不臣其统内，于事重非宜”；“诸王公已为都督，而使之国，则废方任”；“国皆置军，官兵还当给国，而阙边守”。曹魏末年，司马氏已派子弟占据了当时重要的方镇，这一措施在禅代后延续下来。这样，诸王就国则不能出镇，出镇则不能就国。又封国军队从国家军队中割取，也会削弱边防力量。其二，“分割郡县，人心恋本，必用嗷嗷”；“然分裂旧土，犹惧多所摇动，必使人心恖扰”。当时的地方行政体制是郡县制，如果遣诸王就国，并依世次按五等传封，势必分割郡县，扰动人心。以上两点正反映了分封制与现行制度的矛盾，前者是与都督制的矛盾，后者是与郡县制的矛盾。从荀勖所言看来，第一个问题通过“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的方式解决，即使方镇与封国所在地保持一致。唐长孺先生称之为“移封就镇”，认为“这是个综合古之方伯、连率和宗王出镇现状而制定的奇特制度”。[40]至于第二个问题，即分割郡县“必用嗷嗷”，恐怕统治者就顾不上了。
通过这些调整，咸宁分封得到了实施，除武帝之子外，绝大部分宗王分封后离开了洛阳。八王之乱中，部分宗王曾利用王国之兵，说明王国也有了一定的实力。但这次改制显得很勉强，咸宁五年（279年），傅咸上疏说“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41]太熙元年（290年），刘颂也上疏认为王国“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适足以亏天府之藏，徒弃谷帛之资，无补镇国卫上之势”。[42]可见封国不过是当时地方体制上的一个赘疣，只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浪费了国家的财富，起不到藩卫的作用。又移封就镇使宗王或终身久任，或迁镇必迁国，也难以持久执行。武帝在位时还是严格执行了，惠帝继位后便逐渐破坏，贾后执政时更加混乱。[43]所以，在西晋末年便出现了否定五等的议论，认为五等“多乱”，“郡县易以为政”。[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