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上台之方镇背景
刘裕在代晋过程中，大概为了避免重蹈东晋时期门阀当政的覆辙，便命家族成员镇守强藩。但刘裕仅有道怜与道规这两个同父异母弟，且本人直至义熙二年（406年）42岁时方生长子义符。后刘裕连续生有义真、义隆、义康、义恭、义宣、义季六子，数量虽多，年龄却很小，自然难以承担坐镇的重任。于是刘裕引用亲信左右，为出镇诸人配置辅佐，其上佐有长史、司马、谘议参军，凡以这些官职主持府州事务者后被称为“行事”或“行府州事”。[6]义熙六年（410年），“卢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义隆）时年四岁，高祖使粹奉太祖镇京城”，[7]从史书记载上看，这是刘裕之了出镇的最早事例。此后在十三年，刘裕令义真镇长安，以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之任”；[8]十四年，令义隆镇江陵，“众事悉决于张邵”；[9]元熙二年（420年），令义康镇寿阳，“府州军事悉委（刘）湛”。[10]即使年长如道怜，刘裕也以谢方明为长史，“命府内众事，皆谘决之”。[11]
府州上佐因由中央委任，自然听命于中央而非府主，故上佐与府主的利益倾向并不一致，互相之间往往有矛盾产生。义熙十三年（417年）义真镇长安时，因滥赐左右，遭到长史王修的裁减，左右并怨，于是白义真王修欲反，义真遂杀死王修，以致“人情离骇，无相统一”。[12]永初三年（422年），刘裕卒，时义真镇历阳，于斋内别立厨帐，长史刘湛正言相告：“公当今不宜有此设。”义真则云：“旦甚寒，一碗酒亦何伤。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13]但这种矛盾只是在中央政局稳定、皇帝足以驾驭全局时才比较突出。事实上，因府主与上佐朝夕相处，又存在统属关系，二者更易结合在一起，义真所云“长史事同一家”正暗示了这一点。若中央政局出现变化，主佐结合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大，景平二年（424年），徐羡之等人废黜少帝后便出现了这种情况。
刘裕临终时，因太子义符只有十六岁，便以录尚书事徐羡之等人为顾命大臣来辅佐义符。但义符即位后亲近群小、日夜嬉戏，庐陵王义真又“轻动多过，不任四海”，[14]都被徐羡之等人废黜并杀掉，新建立的刘氏王朝于是出现严重的危机。[15]此时，出镇宗王中真正有实力的只有上游的义隆。义熙十一年（415年），刘道怜镇江陵，“北府文武悉配之”。[16]十四年（418年），义隆代镇江陵，大概同时继承了道怜的北府文武，所以“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17]因此徐羡之等人虽然可以废黜下游的义真与少帝，对上流的义隆却无能为力，于是只有西迎义隆而予以取代。后谢晦迁镇江陵，义隆入奉皇统，上流的威胁终于解除，但有一事他们却无法做到，即将义隆的府州文武予以解散。
《资治通鉴》关于义隆的僚佐成员有一个概括：“南郡太守到彦之为南蛮校尉，张邵为司马、领南郡相，冠军功曹王昙首为长史，北徐州从事王华为西中郎主簿，沈林子为西中郎参军。义隆尚幼，府事皆决于邵。”[18]这些人中，唯王昙首在义隆镇彭城时即为其僚佐。现在则迁为长史，以后至景平二年（424年）义隆入奉皇梳前一直居于此位。其余诸人的官职则多有变迁：张邵因白服登城为王华所纠奏，坐被征还；王华代张邵为司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沈林子被召东下，于永初三年（422年）卒。另外还有镇西谘议参军孔宁子、[19]中兵参军朱容子。[20]又府州僚佐之外还有国官，义隆初封宜都王时，王球为友，谢弘微为文学，但都因事去职。在景平二年羡之等人废杀义真及少帝以前，义隆僚佐都处于正常的迁转状态，但羡之等人的废杀行为却导致了中枢、出镇宗王及其府州上佐之间关系的转变。傅亮西迎时，文帝及议者都疑不敢下，王华建议云：“羡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每生情多，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且三人势均，莫相推伏，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征，万无所虑。”[21]王昙首并言“天人符应”，义隆才“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东入建康。[22]可见，正是在中央政局出现变化后，义隆及其僚佐才结为利益相关的政治集团。
义隆即位后，其府州僚佐以至国官无疑都得到重用：王昙首为侍中，领骁骑将军；王华为侍中，领右卫将军；孔宁子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谢弘微为黄门侍郎；朱容子为右军将军。雍州刺史褚叔度死后，“羡之等欲即以彦之为雍州，上不许，征为中领军，委以戎政”。[23]羡之之意似在削弱文帝在中央的实力，文帝自然“不许”。[24]但侍中、黄门、右卫、中领等职虽为要重，却多为近侍之职，时朝中大权仍掌握在徐羡之等人手中。元嘉二年（425年），徐羡之、傅亮“奉表归政，上始亲览”。[25]但时隔不久，羡之便在同党苦劝之下，“复奉诏摄任”，[26]并“犹秉重权”。[27]这种状况自然不能为文帝僚佐所容忍，史称孔宁子与王华“并有富贵之愿，自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出入逢羡之等，每切齿愤咤”。[28]尤值得注意的是王昙首对王弘的拉拢，“徐羡之等以废弑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29]王弘时居荆、扬之间的江州，很难相信他在事发之际才倒向文帝，可能在此之间他早已被昙首拉拢。但仅此一端还不足以使文帝铲除权臣并重操政柄，文帝最终能靖定家难，主要依靠的是其东下时带来的府州兵力及入居中央以后所具有的政治优势。然不管怎样，这些僚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股政治势力，其在文帝靖难中的谋划作用也不可小视。“诛徐羡之等，平谢晦，昙首及华之力也。……晦平后，上欲封昙首等，会宴集，举酒劝之，因拊御床曰：‘此床非卿兄弟，无复今日。’”[30]只差一步就要引之共坐了。
羡之等人被诛后，王昙首迁太子詹事，王华迁护军，到彦之出镇历阳。王球于元嘉四年（427年）起为义兴太守，后入为侍中，历中书令、吏部尚书等。谢弘微迁尚书吏部郎，参预权密，寻转右卫将军，“诸故吏臣佐，并委弘微选拟”。[31]关于羡之等人被诛前后文帝与故佐的关系，史称“（殷景仁）时与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殷、刘别有所论）；[32]加上谢弘微，又有“五臣”之说；[33]王华、王昙首、殷景仁“与帝接膝共语，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语毕复手插之”。[34]此等君臣关系实不多见，胡三省认为“到彦之、王昙首、王华辅义隆入立，遂居将相之任”，[35]刘湛称“二王若非代邸之旧，无以至此”，[36]并非虚言。
不过，在中枢受到重用的人并不限于文帝故佐。首先是王弘，因其为王昙首之兄，在铲除徐、傅时又立有大功，故事定之后得为录尚书事并领扬州刺史。另外如殷景仁，曾历少帝义符中军参军、主簿、洗马等，文帝即位后迁侍中，“委遇弥厚”。[37]庐陵王义真曾与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周旋异常”，徐羡之嫌义真与他们“昵狎过甚”，使人“从容戒之”；[38]徐羡之被诛后，谢灵运征为秘书监，寻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39]颜延之传“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40]僧慧琳“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辆，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41]此则少帝、义真之故佐或党羽，且多为徐羡之等人所斥，可视为文帝故佐势力在中枢的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