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行事”的渊源、初置、类型及任职特点
一般而言，南朝的“行事”即“行府州事”的简称，而“行……事”这一称呼或任职方式并不始于南朝，在史籍中早已出现。如先秦时，传说蚩尤残暴，“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5]舜被尧推举，“年五十摄行天子事”；[6]周厉王逃走后，“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7]鲁定公时，“孔子行相事”；[8]赵武灵王传位于其子何，“惠王（何）初立，行王事”。[9]这时，“行”的范围还很狭窄，只限于天子、王、相等少数最高权位。至秦、西汉时，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行”的范围也逐渐广泛。在中央，史书中常见的有行丞相事和行御史大夫事，如张汤“数行丞相事”，[10]曹窋、冯敬等曾行御史大夫事，另外，行太常事、行宗正事、行廷尉事、行少傅事、行中尉事等也偶有其例；在地方，也开始出现“行”这一任职方式，如秦末赵佗曾行南海尉事、西汉翟方进曾行南阳太守事、王尊曾先后行美阳令事和京兆尹事。东汉时，“行”的事例进一步增多，明显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行某将军事”，如行大将军事、行车骑将军事、行度辽将军事等，[11]多与临时性的军事活动有关。
三国两晋时期，随着州郡县三级制的形成，开始出现“行某州刺史（事）”。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以步骘行交州刺史，[12]这是史书中关于行刺史的最早记载。此后至西晋末年，时局混乱，范阳王虓曾承制用苟晞行兖州刺史、阎鼎和荀组曾先后行豫州刺史事。东晋时，又有慕容皝行平州刺史、苏峻任命王舒行扬州刺史事的例子。这时还出现“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的称呼。如晋惠帝时，交州刺史陶咸死，新昌太守梁硕“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州事”；[13]晋明帝时，宁州刺史王逊死，“州人复立逊中子坚行州府事”；[14]晋安帝时，刘裕平洛阳，以毛修之“行司州事”；[15]徐道期攻陷广州，始兴相刘谦之讨平之，“仍行州事”。[16]这种“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与“行某州刺史（事）”并无实质的区别，只是中间没有刺史的名号。
南朝也有各种“行某官（事）”，其中的新变化，无疑是地方行政制度中“行事”的设置，而这一设置可上溯至东晋末年。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年），“卢循之难，上（刘义隆）年四岁，高祖（刘裕）使谘议参军刘粹辅上镇京城”。[17]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命，京城（即京口，今江苏镇江）是当时徐州刺史的治所、北府兵的根据地，刘裕讨伐桓玄就起兵于此，驱逐桓玄后长期担任徐州刺史。义熙六年，卢循起义军直逼建康，刘裕忙于应付，而根据地不能动摇，所以安排第三子刘义隆坐镇京口。当时刘义隆只有4岁，显然无力担当镇守的重任，刘裕于是安排自己中军府的谘议参军刘粹为辅佐。这一任命实际上开启了一种控制地方的新模式，即当权者（当时是刘裕）任命自己的家族成员担任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当这些家族成员因为年幼或其他原因不能处理政事时，则只是充当权力的象征，实际权力由僚属掌握。随后，这一模式得到普遍的应用。如义熙十三年（417年），刘裕灭姚秦后从长安返还，以第二子刘义真为雍州刺史，以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之任”；[18]十四年（418年），刘义隆任荆州刺史，西镇江陵，“太祖（刘义隆）未亲政，政事悉委司马张邵”；[19]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从寿阳到建康登基，以第四子义康为豫州刺史，留镇寿阳，以刘湛为长史，“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军事悉委湛”。[20]
刘宋建立后，这一模式延续下来，只不过上面所说的当权者变成了皇帝，家族成员变成了宗王，而那些辅佐的僚属则逐渐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行府州事”，简称“行事”。刘宋时，对辅佐的僚属还偶尔称“众事一以委之”、[21]“众务悉委焉”[22]、“行州府之任”、[23]“总府州之任”[24]等。约永初二年（421年），荆州刺史刘义隆镇西府谘议参军王华“代（张邵）为司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25]这是关于南朝“行府州事”这一称呼的最早记载。元嘉十七年（440年），始兴王浚任扬州刺史，范晔以长史“行州事”，文帝对主簿沈璞说：“范晔性疏，……彼虽行事，其实委卿也。”[26]这是关于南朝“行事”这一简称的最早记载。此后直到梁陈，就一般用“行府州事”、“行事”等称呼了。
南朝的“行事”只是一种简称，其具体类型和称呼则比较混杂，概括起来，主要有“行府州事”和“行郡事”两类。
行府州事，又有行某州事、行某州府州事、行某州府事、行府事、行州事等称呼，是南朝行事中最主要的类型。其中，“府”即军府，是将军的官署；“州”即州署，是刺史的官署。魏晋南朝军事活动频繁，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都督区（方镇），是凌驾于州之上的军事区划。一个都督往往都督一州、数州乃至十余州的军事，而且通常兼任本州刺史。出任都督者都有某个军号，如镇西将军、冠军将军、征虏将军等，其官署也随之称镇西府、冠军府、征虏府等。都督兼任本州刺史，则同时又设有州署。有的刺史虽然不任都督，但通常也带军号，置军府。这样，各州一般有两套僚属班子，即府佐和州佐。南朝重要镇、州的都督、刺史，多由宗王担任，所谓“行府州事”，即由府的上佐“总摄州府”，[27]全面负责府、州事务。如上所列举，史书中又有单称“行州事”、“行府事”的，因为府、州联系紧密，且常常连称，是否单称“行府事”就不行州事，单称“行州事”就不行府事，还不能肯定，所以这里都归入“行府州事”一类。
行郡事在南朝也比较常见。南朝除重要的镇、州由宗王担任都督、刺史外，一些重要的郡也往往由宗王担任太守，如吴兴、吴、会稽、丹阳、南琅邪（侨立）、南彭城（侨立）、淮南（侨立）、宣城等，都是南朝经济发达、高门大族聚居之地，其中会稽还是当时一个重要都督区——会稽都督区的首郡。宗王出任太守者通常也带军号，置军府，因此也有府佐和郡佐两套班子，所谓“行郡事”，即由府的上佐全面负责府、郡事务。
此外，还有行石头戍事、行东宫事和行国事。石头戍是保卫京师的军事要地，宋、齐、梁三代都设有领石头戍事，多由宗王兼任。[28]偶尔也由宗王僚属行石头戍事，如南齐江夏王宝玄领石头戍事，曾由长史萧颖胄行石头戍事；[29]梁代南康王绩领石头戍军事，曾由长史司马褧行府国并石头戍军事。[30]行东宫事仅见于陈代，王通、沈君理、陆缮都曾以太子詹事行东宫事。史书中还屡见行国事的例子，如刘宋张岱行巴陵王府州国事、梁代王泰行南康王府州国事、王筠行湘东王府国郡事、陈代徐陵行晋熙王郡国事等。至于行国事的具体内容如何，史无明文，可能职责较轻，所以一般附于“行府州事”或“行郡事”之后。
这里附带谈一下北朝的“行某州事”。北朝“行某州事”很普遍，但在史书中不简称“行事”，[31]一般临时由它官兼任或单独担任，而很少由府佐兼任，与刺史无异。北朝“行某州事”大致沿袭两晋，与南朝宗王出镇背景下的“行事”迥然不同。
综观南朝以前的“行某官（事）”，虽然名目繁多，但有一些共同之处，即它们只是一种任职方式，通常是由某一较低职位的官暂时行使某一较高职位的权力，具有临时性、非正式任命的特点。如汉武帝时，“（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余，丞相田蚡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32]丞相田蚡死后，没有另任丞相，而是由职位相对较低的御史大夫韩安国暂时行使丞相的职权，汉武帝本来有意正式任命他，但因为他脚伤严重，最后改任薛泽为丞相。
南朝的“行事”不仅在称呼上套用了以前的“行某官（事）”，而且在任职方式上也继承了“行某官（事）”的上述特点。比如“行事”是由职位相对较低的僚属行使长官的职权，它通常在长官年幼时设置，它也不是一种正式的官职。但南朝的“行事”在任职方式上又与以前的“行某官（事）”有很大的区别，不能将二者混同。
首先，以前的“行某官（事）”之上并没有另外一个长官，而南朝的“行事”之上有都督、刺史等长官存在，且通常是宗王，行事只是行使长官的职权。如汉武帝时韩安国行丞相事，他的上面并没有另外一个丞相。两晋时虽然已出现“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的称呼，但上面并没有另外一个刺史，与南朝的“行事”根本不同。南朝都督、刺史等加行事的模式是一个创举，有特定的历史原因，这点下文再论。
其次，以前的“行某官（事）”通常由其他机构的官员兼任，而南朝的“行事”通常由所在机构的僚属兼任。如汉武帝时韩安国就是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另外如东汉岑彭以廷尉行大将军事、曹魏董昭以卫尉行司徒事等，都是其例。而南朝的“行事”主要由所在军府的上佐——长史、司马、谘议参军担任，[33]其中长史为首佐，司马掌军事，谘议参军主讽议。就“行府州事”而言，笔者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收集了114个有明确官职记载的例子，其中长史97例、司马9例、谘议参军6例，另外还有属于分职诸曹的录事参军1例、中兵参军1例，基本上是府的上佐。而由州的上佐——别驾、治中从事担任行事的一例也没有，这反映了当时府凌驾于州之上的事实。就“行郡事”而言，笔者收集了22个有明确官职记载的例子，其中长史16例、司马4例、录事参军1例，基本上是府的上佐。而由郡的上佐——丞担任行事的只见到1例：南齐时邵陵王子贞为东中郎将、吴郡太守，由郡丞王思远行郡事，这也是在郡这一地方层级府凌驾于郡之上的反映。另外如前所述，两例“行石头戍事”都是长史，也为府的上佐；三例“行东宫事”都是太子詹事，为东宫僚属。
既然“行事”只是一种任职方式，而非官名，无品级印绶，自然不可能由朝廷“除拜”，那么怎样认定呢？梁初，萧颖达出为信威将军、江州刺史，沈瑀任长史，“瑀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因入谘事，辞又激厉，颖达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34]沈瑀为长史而非行事，却“每忤颖达”，所以“颖达衔之”，以至勃然大怒。材料从反面说明行事虽然由长史、司马等府佐充任，但有权制约府主，与单纯的长史、司马不同。同时，萧颖达所云“朝廷用君作行事耶”，也说明府佐担任行事确实需要朝廷的认定。宋大明五年（461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杀司马庾深之，僚属曾共推中兵参军刘恭之行府州事，[35]这是特殊情况，另当别论。梁普通元年（520年），晋安王萧纲出为云摩将军、南徐州刺史，孔休源任长史，“别敕专行南徐州事”，[36]这是通过“别敕”的形式来认定长史的行事职权，恐非通例。按常理，在长史、司马等除身（南朝的委任状）中写明其行事职权，是一种简便、有效的认定方式。南朝各代正史通常将“行府州事”、“行某州事”等加在长史、司马等本官后面，如宋孝武帝时，邓琬“出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37]这种写法也许就是源自除身，但这一推论还有待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