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曹魏时期的封建主张
早在东汉建安年间，便有人对西周“五等”表示肯定。《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载：
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故也。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议虽未实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2]
史书没有记载司马朗提出建议的时间。据同传，司马朗当时任丞相主簿，曹操任丞相在建安十三年（208），朗死于二十二年。司马朗认为“五等未可复行”，如下文所述，建安十七年（212），董昭上言“建封五等”，曹操“遂受魏公、魏王之号”，表明其时“五等”已被曹操接受。因此，司马朗提出建议应在董昭之前，即建安十三年至十七年之间。
所谓“天下土崩之势”，有论者认为指黄巾起事。[3]在司马朗看来，实行“五等”是防止下层起事的最好办法，但他同时认为“五等未可复行”，只能以州郡领兵来代替五等分封，至于其中原因，司马朗并没有说明，也可能是史书失载。尽管如此，这种看法仍有其历史意义：自汉武帝至东汉末年，统治者对封国都是采取限制政策，而司马朗认为“五等”可以防止社会下层起事，无疑是对西周旧制的重新肯定。
稍后重提“五等”的是董昭。《三国志》卷14《董昭传》载：
后昭建议：“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后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4]
清人钱仪吉认为，“董昭五等之议，本传序于凿平虏、泉州二渠之后，考二渠之凿，在建安十一年。然则其后两年再封功臣，必自昭议发之。……汉失其御，刑赏不移，遂使托酬庸之典，广树羽翼，渐移龟鼎”。[5]据《三国志》卷10《荀彧传》，董昭提出建议在建安十七年（212年），[6]则钱氏断在十一年是错误的，此后分封功臣也与董昭无关。钱氏又认为，董昭之议在于使魏“广树羽翼，渐移龟鼎”，引文中确有劝曹操“宜稍建立，以自藩卫”的字句，但曹操并没有制定五等，只是“受魏公、魏王之号”，与“以自藩卫”的目的相去甚远。因此，不论上面所载董昭之言是否可信，“以自藩卫”都不是董昭之议的真正目的。私见以为，其真正目的应在于突破汉代异姓只能封侯的限制，为曹氏代汉铺平道路。
据记载，西周爵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西汉只分王、侯二等，刘邦末年规定，“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7]这一原则大体为东汉所承袭。曹操开始被封为费亭侯，随即被封为武平侯，依照汉制，其爵位已到此为止，他本人最初也不过想在墓碑题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而已，再往上想已是大逆不道。但是，如果依董昭之言“建封五等”，便可以突破异姓只能封侯的限制，迈出代汉的重要一步。董昭所以想出这种策略，是因为曹操不能直接取代汉帝。早在讨伐董卓之初，袁绍便有不臣的迹象，随后袁术更是悍然称帝，结果都惨遭失败，这些教训曹操应该汲取。而且，曹操能够在争霸中取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打着匡复汉室的旗号，不能出尔反尔。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特意下了一道令，对自身经历和政治目的极力表白，“恐有人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上还三县二万户“以分损谤议”。[8]这番自白表明匡复汉室的旗号已成为曹操代汉的最大障碍，在这种形势下，董昭提出“修古建封五等”，等于用一种曲折、渐近的方式解决了代汉的难题。
董昭的建议遭到某些大臣的反对，但还是得到曹操的采纳。建安十八年（213年），汉封曹操为魏公，曹操终于突破异姓只能封侯的限制。建安十九年，“天子使魏公位在诸侯王上”。[9]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进爵魏王。现在，曹操只差一步便可以代汉称帝了，但他仍然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即希望由儿子来取代汉室。延康元年（220年），曹丕终于代汉称帝。这种禅代模式创自王莽，成于曹操，他借五等之制逐步抬升自己的地位，最终由汉帝将皇位送入手中，给人一种既合理又合法的印象。后来的禅代者无不乐于效仿，就是为了使新王朝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曹丕顺利禅位，董昭的五等之制也完成了它的使命。自明帝开始，又不断有人重提旧制。太和五年（231），曹植连续上疏，认为汉代封建丰约失当，不如西周的五等之制，又说“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10]明帝修建陵霄阙时，有鹊筑巢于上，高堂隆认为“将有他姓制御之”，临终又上疏建议，“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冀亮帝室”。[11]同时，栈潜也上疏说秦朝二世而亡，是因为“枝干既扤，本实先拔”。[12]曹爽执政时，曹冏作《六代论》，详述夏商周以来各代的成败得失，认为凡是实行分封的朝代，都天下稳固、历时长久；而凡是废除或限制分封的朝代，或政局不稳，或很快灭亡。文末写道：
大魏之兴，于今二十有四年矣，……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盘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虞也。[13]
夏侯玄在曹爽执政时也曾谈到五等，认为五等可以“专其职司而一其统业”，秦废五等后，“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现在虽难以恢复五等，但可以省去郡守，专任刺史。[14]
以上奏疏，除夏侯玄谈的是地方治理问题外，其余大体相似，即希望当政者能重行西周或汉初的封建，以巩固曹魏政权。乾隆认为，“曹冏请建同姓与曹植求通亲亲，名为国计，实济私志。然尔时司马羽翼已成，方且欲置诸王公于邺矣，冏奏非徒不足以寐爽，乃适足以忤懿耳”。[15]曹冏、曹植确有这种嫌疑，但栈潜、高堂隆并非曹魏宗室，却有类似的言论。所以，纯粹从个人背景上不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从上引奏疏的内容上看，他们主张封建应有更普遍的原因。如曹植说“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高堂隆云“将有他姓制御之”，“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曹冏称“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或比国数人，或兄弟并据”等，这些言论正是门阀势力形成的反映。
唐长孺先生对门阀势力的形成过程有深入的考察。他认为自西汉以来，地方大姓势力就在不断膨胀。东汉地方机构中的属僚以及各地贡举的人才，都由地方官从本地人中辟举，至迟到东汉后期，本地大姓子孙享有优先进用的权利被视为通例。他们的头面人物就是所谓的“名士”，东汉后期，名士的活动对选举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曹操针对汉代尚名背实、朋党交结的选举之弊，主张唯才是举，但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曹丕制定九品官人法，使名士月旦变成官府品第，核之乡闾变成访之中正，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力控制，但其选拔标准由最初的家世、才德并列，至晋代变为以家世为主，最终还是巩固了门阀的统治。[16]与此同时，地方权力也在不断加强，这就是都督制的形成。这一制度产生于东汉末年的战争环境，在曹丕称帝前已经制度化。[17]其本来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但都督兵多将广，很容易向中央集权的对立面转化。这样，大姓势力入则为卿相，出则历州镇，对皇权的确存在现实的威胁。
而在另一方面，曹魏对宗室（曹操一系）的限制却非常严格。史称“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18]“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悬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19]这些描述大体反映了封国的实际状况。就封地而言，是大小常改、位置常换。黄初三年始封时大致以郡为国，五年改为以县为国，太和六年（232年）复以郡为国。[20]史称“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曹）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21]此外，又禁诸国通问，禁交通宾客，并规定无诏不得诣京都。诸王稍有过失，还会遭到削户贬爵的处置。[22]明帝曾以叔父曹宇为顾命大臣，孙资谏以藩王不得辅政，明帝于是以疏族曹爽代之。
上疏诸人显然已感受到“异姓”、“他姓”对皇权的威胁，所以希望当政者能改变限制宗室的政策，恢复西周或汉初的封建，使宗室成为平衡异姓的力量。但当政者并没有采纳这些建议。胡三省认为，“植求自试，而但以优诏答之，终疑之也”；[23]“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陈思王之言，况曹爽之愚暗哉”。[24]胡氏对明帝、曹爽未免责之过深，一方面，封国势力在汉初曾酿成“七国之乱”，自汉武帝以来一直受到限制，曹魏不过因袭前代而已；另一方面，门阀士族势力是曹氏代汉的政治基础，在曹魏时还处于形成的初期，当政者未必能认识到其威胁性的一面。除非“异姓”、“他姓”的威胁能得到现实的证明，否则，当政者很难凭借几道上书，便恢复一种已被废弃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