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 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南朝的皇位更替有着明显的规律，即由藩王或异姓登位的皇帝，其皇位都比较稳固，而由太子登位的皇帝，其皇位多不稳固，而且这两类皇帝大致是交替登位。这种现象与宗王出镇制密切相关：（1）由藩王或异姓身份登位的皇帝，除陈宣帝外，都直接或间接得之于方镇僚佐势力的帮助，而且他们在登位以后，又往往以故佐势力作为皇权的基础，所以这一类皇帝的皇位比较巩固。（2）他们所立的太子多无出镇的经历，因扩充东宫势力会对皇权构成威胁，太子参政及东宫兵力也受到限制，所以一般而言，南朝东宫势力不是很强。这样太子继位后，缺乏广泛的势力基础，所能指使的常常只有近身宿卫，最后不免被杀。（3）新登位者又各有自己的势力集团，其上台及巩固皇权有厚实的基础。但在他们死后，所立的太子同样缺乏势力，于是开始下一轮循环。
宗王出镇制对门阀势力的兴衰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东晋门阀是通过控制强藩来巩固权位的，刘宋实行宗王出镇制后，士族除了在中央任官外，就是担任府州上佐。这样，门阀士族在方镇由府主下降为僚佐，其政治地位也随之降低。藩王或异姓登位后，其府州僚佐自然受到重用，而与皇帝没有主佐关系的士族，则难以居于权力中心。不过，南朝的高门大族多隐身避事，远离权宠，在换代之际不显同异，故能保持门户，衰而不亡。（2）在宗王出镇制下，宗王频繁出镇地方，对地方势力多有辟引。藩王或异姓在内争中上台后，其所辟引之地方势力也随之进入中央，并借主佐关系而居于高位。所以随藩王或异姓上台而步入中央，是南朝地方势力上升的重要途径。但南朝地方势力很少能发展成东晋那样的士族高门，原因之一是故主死去后，他们与新皇帝的关系变得疏远，甚至因遭受猜忌而被杀，很难将官位保持数代而不亡。（3）南朝皇帝为防范士族，多用寒人典掌机要，这些人其实多为皇帝之故佐，不过地位较低罢了。所以随藩王或异姓上台，也是寒人得势的重要途径。
【注释】
[1]《南齐书》卷2“史臣曰”，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9页。
[2]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年版，第121页。
[3]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3页。
[4]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册，第223页。
[5]《宋书》卷69《刘湛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16页。
[6]史载“永元二年，（萧）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厅事。……是日建牙”，见《梁书》卷1《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页。又载：“齐季多难，（萧颖达）颇不自安。会东昏遣辅国将军刘山阳为巴西太守，道过荆州，密敕颖胄袭雍州。时高祖已为备矣。……颖胄计无所出，夜遣钱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议。阐文曰：‘……今若杀山阳，与雍州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则霸业成矣。’”见《梁书》卷10《萧颖达传》，第187页。萧颖胄起兵事又参见《南齐书》卷38《萧颖胄传》，第666～667页；《梁书》卷10《夏侯详传》，第191页；《梁书》卷12《席阐文传》，第219页；《梁书》12《柳忱传》，第218页。
[7]如《宋书》卷69《刘湛传》（第1816页）称，“二王（王华、王昙首）若非代邸之旧，无以至此，可谓遭遇风云”；卷74“史臣曰”（第1943页）称，宋孝武帝时“臣皆代党”；卷77“史臣曰”（第2006页）称颜师伯“借宠代臣，势震朝野”；《梁书》卷20《陈伯之传》（第312页）称，“陈伯之拥强兵在江州，非（梁武帝）代来臣，有自疑意”。
[8]《宋书》卷58《谢弘微传》，第1592页。
[9]《宋书》卷63《王昙首传》，第1679页。
[10]《宋书》卷100《自序》，第2465页。
[11]宋孝武帝顾命事参见《宋书》各人本传。关于戴法兴专权事，史称前废帝时，刘义恭“虽任宰辅，而承事近臣戴法兴等，常若不及”，见《宋书》卷61《江夏王义恭传》，第1651页。又称“废帝未亲万机，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见《宋书》卷94《戴法兴传》，第2304页。
[12]宋明帝顾命事参见《宋书》卷8《明帝纪》及各人本传。关于近臣专权事，史称“及太宗晏驾，主幼时艰，素族当权，近习秉政”，见《宋书》卷79《桂阳王休范传》，第2046页。又称“阮佃夫、王道隆专用主命，臣行君道”，见《宋书》卷79“史臣曰”，第2052页。又参见同书卷57《蔡兴宗传》，第1583～1584页；卷72《建平王景素传》，第1861页；卷94《阮佃夫传》，第2315页；卷94《王道隆传》，第2317页；卷94《杨运长传》，第2318页。
[13]齐武帝顾命事参见《南齐书》卷3《武帝纪》，第61～62页；卷42《萧谌传》，第745～746页；卷42《萧坦之传》，第748页。
[14]齐明帝顾命事见《南齐书》卷6《明帝纪》，第91页。史称“高宗虽顾命群公，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见《南齐书》卷42《江祏传》，第751页。
[15]陈文帝顾命事参见《陈书》卷7《世祖沈皇后传》，第127页；卷20《到仲举传》，第268页。
[16]《宋书》卷46《张邵传》，第1394页。
[17]《宋书》卷40《百官志下》，第1254～1255页。
[18]太子监国事见《宋书》卷15《礼志二》，第381页。其余事见同书卷99《二凶传》，第2423～2424页。陈勇先生认为东宫兵在元嘉时期骤然膨胀，原因在于文帝与刘义康主相矛盾的激化，见氏著：《刘宋时期的皇权与禁卫军》，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122～123页。
[19]《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13页。
[20]《南齐书》卷21《文惠太子传》，第399～400页。
[21]《南齐书》卷31《荀伯玉传》，第573页。
[22]《南齐书》卷21《文惠太子传》，第401页。
[23]梁武帝与昭明太子似乎也有矛盾。参见《南史》卷53《昭明太子传》，第1312～1313页；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10“《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条，台湾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135页；曹道衡：《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47～53页。
[24]《宋书》卷94《戴法兴传》，第2304页。
[25]《宋书》卷7《东昏侯纪》，第102页。
[26]《宋书》卷67《谢灵运传》，第1772页。
[27]《宋书》卷100《自序》，第2465页。
[28]《宋书》卷77“史臣曰”，第2006页。
[29]《南齐书》卷31《江谧传》，第570页。
[30]《南齐书》卷42《王晏传》，第742页。
[31]《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第11页。
[32]《南齐书》卷47《王融传》，第823页。
[33]《南齐书》卷32《王延之传》，第585页。
[34]《梁书》卷21《王志传》，第319页。
[35]《梁书》卷7《太宗简皇后王氏传》，第159页。
[36]《梁书》卷15《谢朏传》，第262～264页。
[37]《南齐书》卷23“史臣曰”，第438页。
[38]《南齐书》卷28“史臣曰”，第532页。
[39]关于南朝地方势力，学界论述颇多，此不赘述。其中豫州势力学界论述较少，韩树峰先生认为由于在淮淝的影响和势力，裴氏受到南朝政府和本地官吏的重视，其中的裴叔业房支终于与齐明帝结合起来，成为齐明帝辅政篡位的主要依赖力量，见氏著：《河东裴氏南迁述论》，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96～103页。
[40]《宋书》卷63“史臣曰”，第1687页。
[41]《南齐书》卷25“赞曰”，第475页。
[42]《南齐书》卷26“史臣曰”，第494～495页。
[43]《南齐书》卷56《茹法亮传》，第976页。
[44]《南齐书》卷56《吕文度传》，第978页。
[45]《梁书》卷11《吕僧珍传》，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