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王出镇体系的确立与刘宋政局的稳定
东晋有9个主要都督区，即扬州、荆州、徐州、豫州、江州、会稽、沔中、益州、广州。[6]其中，“扬、荆、徐、豫，皆为重镇。扬本畿甸，谷帛所出，领以宰辅；荆居上流，甲兵所萃，号曰分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7]另外，江州在扬、荆之间起平衡作用，地位也非常重要。桓玄篡位以前，这些强藩基本上被门阀士族控制，宗室之中，仅仅在孝武帝一朝见到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及司马恬、司马尚之父子出镇的事例。
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刘裕重组北府，在京口起兵讨伐桓玄，控制了东晋政权。此后，除扬州刺史任命高门王谧、荆州刺史任命宗室司马休之外，其余重要方镇多被北府将领控制：刘裕任徐州刺史、刘毅任兖州刺史、魏咏之任豫州刺史、刘敬宣任江州刺史。这些北府将领虽然推刘裕为盟主，但“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咀”。[8]尤其是刘毅，自认为功业与刘裕相当，不愿臣服刘裕，于是二人展开了对中央及强藩的争夺。刘毅后来兵败被杀，刘裕接着又铲除其同党诸葛长民及宗室司马休之。这样，通过讨伐桓玄，消灭异己，刘裕夺取了扬、荆、徐、豫四大强藩。夺取之后，这些强藩全部由刘裕自己或子弟镇守：扬州刺史刘裕先自领，继命次子刘义真；徐州刺史刘裕先自领，继命长子刘义符、弟刘道怜；荆州刺史刘裕先自领，继命刘道怜、三子刘义隆；豫州刺史刘裕先自领，继命刘义符、侄刘义庆、四子刘义康。[9]刘宋建立后，这一措施延续下来，从而形成了宗王出镇的局面。
刘裕在临终之前，对方镇格局作了重大调整。（1）扬州。义熙三年（407年），扬州刺史王谧死，刘裕的僚属刘穆之认为“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10]刘裕于是一直以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直到元熙元年（419年）才授与次子刘义真。永初二年（421年），改任徐羡之为尚书令、扬州刺史。三年，刘义真出任南豫州刺史。刘裕临终下诏：“朝廷不须复有别府，宰相带扬州，可置甲士千人。”[11]（2）荆州。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第三子刘义隆出任荆州刺史，镇江陵。永初三年（422年），诏分荆州十郡立湘州，以张邵为湘州刺史，治长沙。“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12]（3）徐州。徐兖二州本来合镇京口，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次弟刘道怜任徐兖二州刺史。永初三年（422年），以彭城王义康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以檀道济为南兖州刺史，镇广陵。“高祖遗诏，京口要地，去都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13]（4）豫州。元熙二年（420年），刘裕第四子刘义康任豫州刺史。永初三年（422年）二月，诏“豫州南临江浒，北接河洛，民荒境旷，转输艰远，抚莅之宜，各有其便。淮西诸郡，可立为豫州；自淮以东，为南豫州”。[14]以刘义康为南豫州刺史，镇历阳；以刘粹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三月，刘义康迁镇南徐，由刘义真代之。
在此格局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扬州刺史由刘义真换成了徐羡之。扬州“根本所系”，当初刘裕就不肯让与他人，现在为何任命异姓呢？这是因为以前刘裕还没有完全控制政权，当然要争夺“根本”，扩张权力。而现在刘裕做了皇帝，扬州已经处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不必重上加重，任用同姓。另外，太子刘义符与刘义真“不协”，[15]如继续以刘义真为扬州刺史，刘裕死后，兄弟二人同居扬州，可能会出现同姓相争。对此，刘裕不能不防。
其他强藩的明显变化是：荆州、徐兖二州、豫州以前都由宗王镇守，现在则全部予以分割，其中荆州、南徐州、南豫州等主要方镇仍由宗王镇守，而被分割出去的湘州、南兖州、豫州等次级方镇则授与异姓。这种安排应与东晋政局及南北形势有关。东晋时期，门阀常常借助强藩的势力凌驾于中央之上，刘裕夺取强藩后，自然要避免类似的情况出现，因此对强藩都是先自领，然后任命子、弟镇守。但出镇宗王势力过大，对皇权同样是潜在的威胁，故刘裕在临终之前分割强藩，将分割出去的次级方镇授与异姓，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出镇宗王的势力。又当时处于南北对峙的环境，刘裕以幼子坐镇强藩，很难保证边防的安全。刘裕刚死，北魏明元帝便“欲取洛阳、虎牢、滑台”，[16]说明北方的威胁是始终存在的，对此刘裕在生前也必须防备。所以，刘裕分割徐兖和豫州，让自己的儿子镇守内线的京口、历阳，任命重要将领镇守外线的广陵、寿阳，在巩固皇权的同时，也兼顾了边防的需要。通过以上精心安排，刘氏王朝看来十分巩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刘裕刚死，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便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由于太子刘义符年仅十六，刘裕在临终前安排了徐羡之、谢晦等人辅政，但这些顾命大臣不久便杀掉刘义符、刘义真，控制了刘义康，刘氏王朝又有重蹈东晋门阀专政覆辙的危险。现在强藩中唯一剩下的宗王，就是镇于江陵的荆州刺史刘义隆。当初刘道怜出镇江陵时，“北府文武悉配之”，[17]刘义隆继承了道怜的兵力，“劳臣旧将，内外充满”，[18]“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19]有学者估计其兵力在二十万以上。[20]显然，徐羡之等人很难用武力对付刘义隆，于是派人迎刘义隆即位（宋文帝），而以谢晦代任荆州刺史。刘义隆东下时，“率府州文武严兵自卫”，[21]府州兵力和僚佐同入建康；而谢晦西上时，“精兵旧将，悉以配之”，[22]则中央禁军的精锐也随迁江陵。此后，徐羡之等人虽然继续执政，但文帝有自己的兵力和僚佐，并不是任人摆布的傀儡。元嘉三年（426年），文帝下诏讨伐，徐羡之自刭，傅亮伏诛，谢晦兵败被杀，文帝完全掌握了政权。刘氏王朝在建立初期经历了很大的危险，最终却能化险为夷，追根溯源，不能不说是刘裕实行宗王出镇制的结果。
铲除顾命大臣后，宋文帝继续任命宗王出镇强藩。扬州，先任命高门王弘为刺史，元嘉九年（432年）换成刘义康。荆州，刘裕“遗诏诸子次第居之”，[23]文帝先后任命刘义康、刘义恭、刘义庆、刘义季、刘义宣为刺史，基本执行了遗诏。其中刘义庆为刘裕之侄，“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24]又刘义庆之后本应为刘义宣，文帝“以义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25]故以刘义季代之。南徐州，刘裕遗诏“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26]文帝也严格遵守，先后任命刘义恭、刘义康、刘义季、刘义宣、刘诞、刘义恭为刺史。地位稍次的南豫（其间曾罢归豫州）、南兖多由宗王居守，其余方镇中稍重要者也不乏宗王出镇。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文帝准备北伐，罢南豫州并豫州，以皇子刘铄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以弟弟刘义季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以皇子刘骏为雍州刺史，镇襄阳。这三个都是沿边重镇，而宋文帝全部任用子、弟居守，可见他对宗室力量的高度依赖。
宋文帝在位前期，对出镇宗王比较信任，应该说维持了政局的稳定，对“元嘉之治”的出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刘义康入辅以后，势力日益扩张，对皇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后来被文帝废黜，宗室的内部矛盾日益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