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之役中的雍州将领

共同的地方势力背景为以后孝武帝诛竟陵王定下了基调，但矛盾的产生还需要某些契机。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臧质代刘诞镇襄阳，刘诞还都，寻除广州刺史，当镇始兴，未行，二十九年改授会稽太守。刘骏于二十八年迁江州刺史，二十九年因缘江蛮为寇，文帝遣沈庆之等伐之，又诏豫、荆、雍并遣军，并受沈庆之节度，刘骏则为众军总统，于是以上所举将领几乎全部集于刘骏麾下。元嘉三十年（453年）正月，刘骏出次五洲，会刘劭弑逆，刘骏遂率众入讨，于新亭即皇帝位。刘诞则于会稽举兵，败刘劭于奔牛。事平之后，孝武帝初欲以刘诞代叔父刘义宣镇江陵，时矛盾还没有显露。后刘义宣不肯就征，于是改刘诞为扬州刺史。二人既同居建康，矛盾的激化遂不可避免了，其导火线则是孝建元年（454年）的荆、江反叛。

刘义宣反叛时，“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势震天下。上即位日浅，朝野大惧，上欲奉乘舆法物，以迎义宣，诞固执不可，然后处分。帝加诞节，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门。上流平定，诞之力也”。^[17]孝武帝得以平定荆、江反叛，所借助的仍是雍州势力，而刘诞也曾居襄阳，故“诞之力”除了在是否投降刘义宣上“固执不可”外，可能还有平叛过程中的具体指挥，这对孝武帝无疑是潜在的威胁，所谓“上性多猜，颇相疑惮”，也当包括这一层。虽然入讨刘劭时，雍州重将多集于孝武帝左右，而且孝武帝得即皇位，优势在孝武帝一边，但刘诞两次平叛都立有大功，居扬州时又“多聚才力之士，实之第内，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自然“不平”。若有意外，刘诞也不是不可以重演孝武帝借方镇之力上台的故事。故平叛不久，孝武帝即令刘诞出镇京口。又“以京口去都密迩，犹疑之”，迁之于广陵，并违背武帝遗诏，以刘延孙“据京口以防诞”。^[18]但仍觉不快，必欲除之，于是令垣阆偷袭广陵。事既不成，遂令沈庆之公开讨诞。

在讨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孝武帝、刘诞、雍州将领三者之间的关系。孝武帝现在只能依靠雍州将领，而这些人曾为刘诞部下，孝武帝又不能完全放心，于是“每玺书催督之（沈庆之），前后相继。及晴，再怒，使太史择发日，将自济江”。^[19]又“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庆之官以激之，诏无所问”。刘诞对故将则犹抱希望。沈庆之方至欧阳，诞即“遣客庆之宗人沈道愍赍书说庆之，饷以玉环刀”。及沈庆之围广陵，“诞饷庆之食，提挈者百余人”。^[20]又诳其众云“宗悫助我”。^[21]而雍州将领无不效忠孝武，几至刻意的地步。如沈庆之，“诞于城上授函表，倩庆之为送”，^[22]为沈庆之所拒。胡三省认为“诞之为此，以帝猜忍，欲以间庆之也。庆之峻绝之，盖亦自为谋耳”，^[23]可谓得其实。又如宗悫，“悫表求赴讨，乘驿诣都，面受节度，上停舆慰勉，悫耸跃数十，左右顾盻，上壮之。……及悫至，跃马绕城呼曰：‘我，宗悫也。’”。^[24]又如宗越，“及城陷，世祖使悉杀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诛，躬临其事，莫不先加捶挞，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杀凡数千人”。^[25]

广陵本来残破，但被围三个月后方陷，究其原因，除史书所云“时夏雨，不得攻城”，^[26]及刘诞“在一定程度上得人心支持”外，^[27]恐怕与沈庆之的犹豫顾望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