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义康专权之方镇背景
尽管徐、傅被诛后的朝中掌权者与文帝多有“代邸”旧情，但在当时门阀势力仍然强盛的社会及政治背景下，文帝起用这样多的高门为朝中重臣，对其皇权的维护未必有利。史言“及王弘辅政，而弟昙首为太祖所任，与华相埒，（王）华尝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42]这种分权方式固然有一定的作用，却并非长久之计。从另一方面看，徐、傅覆亡的前车不远，居于高位的文帝故佐及其外围也未必能心安理得。约在元嘉三年（426年）彭城王义康出镇江陵时，成粲即告诫王弘：“夫势之所处，非亲不居。是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天道福谦，宜存挹损。骠骑彭城王……宜入秉朝政，翊赞皇猷。竟陵、衡阳春秋已长，又宜出据列蕃，齐光鲁、卫。”[43]后范泰也对他说：“天下务广，而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44]而王弘“本有退志”，此时“周旦之寄，不谋同词”，[45]于是于元嘉五年以大旱引咎辞位。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刘宋的皇权之强确非东晋可比。但王弘辞位后，文帝征次弟入辅，也说明刘宋皇权还没强到足够的程度，还须“亲贤之寄”来“参赞机务”。
义康入辅后，与王弘并置佐领兵，王弘又每事推谦，故内外众务并由义康决断。但义康仍觉不满，“时（王昙首）兄弘录尚书事，又为扬州刺史，昙首为上所亲委，任兼两宫。彭城王义康与弘并录，意常怏怏，又欲得扬州，形于辞旨。以昙首居中，分其权任，愈不悦”。后王弘在王昙首的劝说之下，减府州兵力之半以配义康，义康“乃悦”。[46]义康侵夺王弘兄弟权任，自然在文帝意料之中，大概也在文帝希望之中，所以未置可否。而义康虽为兄弟，相权过大，对文帝同样不利，故王弘屡表逊位，昙首“固乞吴郡”，也为文帝所“不许”。元嘉七年（430年），王昙首卒，本传称：“太祖为之恸，中书舍人周纠侍侧，曰：‘王家欲衰，贤者先殒。’上曰：‘直是我家衰耳。’”文帝痛惜昙首，固然是因为与他有患难与共的“代邸”旧情，但昙首之亡所导致的中枢平衡局面的破坏，恐怕也是一层潜在的原因。九年，王弘又卒，义康领扬州刺史，大权终于独揽，中枢权力进一步向宰相倾斜，不过此时的文帝还没有明显的反应。所谓“上稍不能平”，是刘湛入朝以后的事。
王华、王昙首死后，因“时贤零落”，领军殷景仁于是白文帝征刘湛。湛入朝之初，文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礼绸缪”。但好景不长，殷、刘之间很快发生矛盾。刘湛于元嘉八年（431年）入朝，初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本州大中正，时殷景仁为领军将军。九年，景仁转尚书仆射，领选护军将军，刘湛则代为领军将军。十二年，刘湛领詹事，而景仁迁中书令，护军、仆射如故，寻复以仆射领吏部，护军如故。“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悦。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景仁专管内任，谓为间己”。[47]“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逾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愤愤”。[48]湛曾与景仁同为侍中，后随义恭出镇江陵，现重返朝堂，位遇在景仁之后，本属正常。但文帝对刘湛止于空论，对景仁则委以“内任”，也的确有厚此薄彼的倾向。其中原因，可能与刘湛以前的一段经历有关。永初三年（422年）刘裕临终时，令义真出镇历阳，以刘湛为长史。后义真与徐羡之等人不协，徐等密谋废立，史载“景平元年（423年），召（湛）入，拜尚书吏部郎，迁右卫将军。出督……广州刺史。嫡母忧去职。服阕，为侍中”。[49]可见刘湛应召而入，弃义真不顾，间接起了帮衬作用。后文帝即位，仍以湛为侍中，大概是因为湛为义真故佐，且废立过程中行迹并不显著。但文帝终究不能完全信任刘湛，于元嘉六年（429年）令刘湛随义恭出镇江陵，刘湛则“不愿外出，是行也，谓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50]后刘湛伏诛时，诏书所云“往佐历阳，奸诐夙著。谢晦之难，潜使密告”，[51]恐怕不完全是捏造之词。正因为有这段经历，刘湛现在即使因“时贤零落”而重返朝堂，也很难得到文帝的完全信任，于是只有另寻依托，这个依托正是故主——“威权尽在”的宰相义康。
义康自元熙二年（420年）出镇至元嘉九年（432年）领扬州，先后历豫、司、南豫、南徐、荆、南徐州刺史，在频繁的迁转中，许多人都曾为义康之府州僚佐，刘湛是其中较重要的一个。义康最初出镇豫州时，“以湛为长史、梁郡太守。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军事悉委湛。府进号右将军，仍随府转。义康以本号徙为南豫州，湛改领历阳太守”。[52]可见刘湛是义康的首任长史，辅佐义康三年，永初三年（422年）后二人相离。元嘉六年（429年），义康被征还入辅，八年，刘湛亦被召还，义康与刘湛“既素经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举动事宜，莫不咨访之”，[53]后殷、刘之隙已著，刘湛“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构之于太祖，其事不行。义康僚属及其附隶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门者”。[54]《彭城王义康传》所列湛党主要成员有十多位，尽管其中许多人并非义康故佐，却多得之于义康故佐刘湛的牵引。
湛党成员日益扩充，文帝故佐却日益减少。孔宁子早于元嘉二年（425年）卒，王华卒于四年，王昙首卒于七年，王弘卒于九年，谢弘微卒于十年。王球“公子简贵，素不交游，筵席虚静，门无异客。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球虽通家姻戚，未尝往来”，[55]则另当别论。殷景仁虽非文帝故佐，却可视为文帝故佐势力的外围，现朝中力单，于是“停家养病”，刘湛欲派人杀掉景仁，文帝迁之于西掖门外晋鄱阳主第方得免祸。但文帝并没因此放弃对朝权的掌握，殷景仁“疾者五年，虽不见上，而密表去来，日中以十数，朝政大小，必以问焉，影迹周密，莫有窥其迹者”。[56]又庾炳之曾为义康司徒左西属，现在则游于殷、刘之间，“密尽忠于朝廷。景仁称疾不朝见者历年，太祖常令炳之衔命去来，湛不疑也”。[57]又沈演之随义康前后十余年，“雅仗正义”，[58]尽忠于文帝。虽然如此，文帝要直接铲除湛党势力却并不容易，只是在十七年刘湛丁母忧去职，文帝才有了恰当时机将湛党成员一网打尽，刘湛伏诛，义康则迁镇豫章。但事情并没有因此完结。太子詹事范晔曾历经义康府佐，其间“意好乖离”，后义康在豫章“求解晚隙，复敦往好”，[59]晔欲奉义康谋反，于二十二年事发伏诛。二十四年，又有豫章胡诞世等人聚众据郡，欲奉戴义康。二十七年，魏军大举南下，直逼瓜步，刘宋境内扰动，“上虑异志者或奉义康为乱，世祖（刘骏）时镇彭城，累启宜为之所，太子及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并以为言”[60]，于是于二十八年将义康赐死。
义康被废后，其党羽或被诛杀，或被废黜，或被迁徙，以致“当今乏才”。[61]文帝起用人员中，首先是故佐旧吏中犹存者，以及故佐旧吏之后代。殷景仁迁扬州刺史；王球复为太子詹事，寻除尚书仆射；王僧绰为王昙首之子，文帝引见，“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胜”，后官至侍中，“任以机密”；[62]沈邵为沈林子之子，文帝“以旧恩召见，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胜。会强弩将军缺，上诏录尚书彭城王义康曰：‘沈邵人身不恶，吾与林子周旋异常，可以补选’”，后义康徙安成，领兵防守者便是沈邵；[63]沈璞为林子少子，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见，对他说：“吾昔以弱年出藩，卿家以亲要见辅，今日之授，意在不薄。”[64]另外受到重用的则多为不附义康或为义康之党所斥者。如庾炳之官至吏部尚书，“内外归附，势倾朝野”；[65]范晔与义康曾“意好乖离”，[66]义康被废后迁左卫将军，时沈演之为右卫将军，“对掌禁旅，同参机密”。[67]另何尚之、[68]颜延之、[69]萧斌、[70]顾琛、[71]顾觊之[72]等人也属此类。
义康能在中枢发展到那样大的势力，一是相权过大，二是府州僚佐的“委心自结”。关于前一个问题，义康废后文帝立即作了处理。元嘉十七年（440年），“以司空、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尚书仆射、护军将军殷景仁为扬州刺史，仆射如故”。[73]宰相与扬州分离，相权因此削弱。刘义恭“既小心恭慎，且戒义康之失，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故太祖安之”。[74]
但对于主佐相结的问题，难以看到文帝采取了什么有力的措施，只能据一些史实觉察出文帝在态度上的某些变化。元嘉三年（426年），义康出镇江陵，据文帝曾与之书曰：“汝始亲庶务，而任重事殷，宜寄怀群贤，以尽弼谐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75]六年，义恭代义康，文帝又诫义恭曰：“宜数引见佐史，非唯臣主自应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则无因得尽人，人不尽，复何由知其众事。广引视听，既益开博，于言事者，又差有地也。”[76]后义恭年长，义恭“欲专政事，每为（刘）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太祖闻之，密遣使诘让义恭，并使深加谐缉”。[77]但义康废后，文帝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史载：“（颜）竣初为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出为世祖抚军主簿，甚被爱遇，竣亦尽心补益。元嘉中，上不欲诸王各立朋党，将召竣补尚书郎，吏部尚书江淹以为竣在府有称，不宜回改，上乃止。”[78]按“世祖（武陵王竣）”进号抚军在元嘉二十一年，义康被废在十七年，所谓“上不欲诸王各立朋党”，当与义康故佐“委心自结”造成的“主相之势分”有直接关系。迨至孝武帝时，江夏王义恭为求自保，更是上书建议：“僚佐文学，足充话言，游梁之徒，一皆勿许。文武从镇，以时休止，妻子室累，不烦自随。百僚修诣，宜遵晋令，悉须宣令齐到，备列宾主之则。衡泌之士，亦无须干候贵王。”[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