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反思
最后的反思
我欣赏罗杰和丹尼尔的说法:很多谈判者都认为谈判过程中最好保持纯粹理性。诚然,敌对情绪很容易升级并引发问题。然而,从我自身经验来看,更为重要的是,情绪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在走进谈判室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采取主动,针对每一项核心需求行事,包括欣赏、参与感、自主权、地位以及角色。这种做法使得阿尔韦托·藤森总统和我能够建立良好私交,加强工作关系,进而制定并坚决执行协议。
1998年,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的谈判本身就是巨大成功的。边界之争得以破冰,且未再重蹈覆辙。从协议签署那天开始,再也没有出现一例有关两国边界军事行动的报道。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各个层面的合作日益密切,其频繁程度创下历史新高。边界两边的政府以及普通民众都开始歌颂、珍惜并享受和平。
我希望厄瓜多尔和秘鲁之间建立和平的首要原因在于希望让两国享受只有和平才能带来的福利。此外,与秘鲁的和平共处使得厄瓜多尔能够减少军费开支。这些资源可用于各种消除贫困的项目。1998年,协议签署之后,我的内阁将我的想法落到了实处。
2000年1月,一个由军方支持的政变导致我的下台。具体原因过于复杂,在此不便赘述。这种结局与很多拉丁美洲总统的命运极为相似。
以上故事是官方层面的部分内容。在个人方面,阿尔韦托·藤森总统和我逐渐建立了私交,超越了共事范畴。
2004年3月,在东京皇家花园酒店,我与阿尔韦托共进咖啡,反思我们所学到的东西。阿尔韦托说:“和平是大势所趋,每个人都尊敬它。”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认为和平是可能的。但是,现在每个人都沐浴在和平当中。
巴西和谈过程当中的某次对话在阿尔韦托和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某次记者会后,我告诉阿尔韦托:“事态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很显然,过去厄瓜多尔记者聚集在一边,而秘鲁记者则挤在另一边。而现在,他们混在一起。这是个好彩头。”
阿尔韦托回答说:“昨天,当我阅读利马报纸中的某篇文章时,我仿佛觉得我们都站在支持和平的立场上,共同面对两国破坏和平的势力。”我点头表示赞同。
从一开始,我们就以合作者的姿态,满足我们的核心需求,包括参与感、欣赏以及自主权。我们的地位得到了尊重,角色令我们充实,我们成功营造了推进实质性内容的氛围。绝大多数时候,形式和内容是齐头并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