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年到豫章：江西文化载体的形成

文化根基于地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任何文化的发生与生存都必须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称赞江西“人杰地灵”，而“地灵”正是产生“人杰”的重要环境。

在江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考古资料显示，江西最早的原始文化是安义和新余两地发现的距今约四五万年的平原型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从那时开始，江西开始有了人类活动，江西的历史也由此开端。而最能代表江西先民发展历程，反映江西先民生存文化的，当属万年的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全球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联合国授予世界农业遗产。在这里发现了世界最早种植人工栽培稻，把世界稻作起源由7000年前推移至12000~14000年前。而在这里发现的陶片，经过测定，距今已有2万多年。万年县的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的地层堆积就像一本史书，记录了江西的先民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两个“世界第一”。

相对于黄河流域而言，江西的土著居民长时间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的步伐相对迟缓。直到商周时期，中原文化才与江西本土文化深度融合，而其中的代表，就是樟树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瑞昌铜岭遗址等。这一时期的江西文化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这也表明江西地区再也不是远离中原王朝的“蛮荒”“化外”之地。

位于樟树市吴城乡的吴城文化遗址，距今3000年、面积61万平方米，城内有居住区、祭祀区、制陶区、铸铜区，城外有墓葬区，至今尚存的3~15米高、2800多米长的土筑城墙，是目前南方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址。

1989年发现的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珍贵文物竟达1478件，其中国宝级文物5件。文物中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全国所罕见，被专家称为“江南青铜王国”。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一举改写了商周时期被称为蛮夷之地的江南历史，充分证明远在3000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就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位于瑞昌市夏畈乡铜岭的矿冶遗址，规模庞大，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开采技术、选矿技术和冶炼技术，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的矿冶遗址，开采的年代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保存之完整，内涵之丰富，极为罕见。瑞昌矿冶遗址的发现，不仅将我国采铜历史向前推进了300多年，还揭示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独立起源，为中国青铜文化圈的概念和商周时期铜料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说到江西的地理位置，自然少不了“吴头楚尾”之称。祝穆《方舆胜览》说：“豫章之地为楚尾吴头。”从这一称谓上可知，江西处在东吴越和西荆楚两大文化的过渡地带，无论是东边日出还是西边雨，都会从中受到影响，更何况同源共本，本是同根生、晴也好雨也罢，兼收并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比较开放的包容性、惊人的同一性和独具智慧的开创性，使得那时候的江西文化更显地域特色。

而江西地域文化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豫章郡的设置。西汉初年，朝廷设立豫章郡，下辖南昌、庐陵、彭泽等18县，其所管辖的范围，大抵上就是现在的江西省。以后虽有小的调整，但大的格局一直未变。由于豫章郡的设置，江西被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控制之下，一方面接受中央文化的熏陶，使这一区域依附而非背离中央，保证了区域文化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习俗，并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将周围尚未纳入进来的地区吸附过来，从而慢慢形成今天江西的政区格局和文化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