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当代小说40年来的阅读缘分
梁鸿鹰
小说往往是人们文学阅读的第一个亲人，从接触文学的时候起，人们心目中可能就只有小说，小说就是文学，文学就是小说，有人物，有或匪夷所思，或惊天动地的故事，有美好的、学不来的语言。所有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接触小说的人们，都碰上了“十年动乱”，小说是稀缺品，有时候还是违禁品，需要抄小道才能得到，是改革开放把小说完完全全地交到我们手里，让我们尽情缠绵于其中，与其发生不解之缘。我们与40年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同行，在40年的大浪淘沙中，共同见证小说的梦想与辉煌。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小说未曾脱离人们的现实生活，她在人们的阅读中吐故纳新不断前行。
40年这段不算太长的时代发展进程，也许只是历史的长河中短暂的一瞬，但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学却值得长久铭记。40年来的当代小说发展历程中，一些作品被人们反复阅读成为经典，另一些虽一时蔚为风潮，但转瞬成为过眼云烟，在时代不同阶段，不同社会条件，不同文化环境中，小说一次次被筛选、定义与重估，而每一机缘，都为我们认识文学和时代提供了极好依据。
一
在改革开放40年中，小说这个亲人最为全社会普遍关注，最让人们痴迷，而且出现第一次“洛阳纸贵”的时间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风起云涌时代氛围所直接导致的。《伤痕》《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乔厂长上任记》《灵与肉》《北方的河》《乡场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与舒婷、北岛、杨炼的诗歌，徐迟、理由、黄宗英的报告文学等一起，都生动诠释着文学重新回到自己位置上的新定义，小说摆脱了瞒与骗，摒弃了假大空的束缚与毒害之后，重新回到人们的怀抱，回到与时代与生活真正密切的联系之中。她们是岩浆，是大海，是暴风，是高山，倾诉着民族的愿望，昂扬着时代的心声，浇灌着焦渴的心灵。
小说为没有说话机会和权利的人代言，道出了人们想说而说不出来的心里话，描绘着社会生活千姿百态的样貌，为共和国的美好未来呐喊，为奋斗者的开路助威。不少小说是那样的质朴无华，但却与千百万人的理想、事业、生活和爱情水乳交融，小说猛烈控诉专制蒙昧主义对人性造成的戕害，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伤害，呼应着人们内心的质疑、反省和思考，对改革开放、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民性格、人性问题，进行了一次次极富热情的探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以及《蝴蝶》《剪辑错了的故事》等富于哲学思考介入的“反思小说”，对“文革”、十七年以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思索“人”的价值，深化了“伤痕文学”。《花园街五号》《陈奂生上城》《沉重的翅膀》《鸡窝洼人家》以及柯云路《新星》等“改革小说”，虽然思维方式是陈旧的，但其寄寓的“希望”却是新鲜和大胆的。被冠以“寻根小说”的有韩少功的《爸爸爸》与他的小说集《诱惑》，阿城的《棋王》《树王》，李杭育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郑万隆的《异乡异闻录》系列，等等，小说家们希望能立足于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性，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民族的思想方式和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文学。
在1985年前后小说创作的万马奔腾中，先锋小说崛起，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等层面上进行写作实验，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稍后孙甘露的《信使之函》，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现实一种》等，蔚为代表，主要艺术特征表现为反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也确乎存在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等特点。此后，则有方方的《风景》，池莉的《烦恼人生》，刘恒的《伏羲伏羲》，刘震云的《新兵连》《单位》，叶兆言的《枣树下的故事》等所谓“新写实小说”，以普通人为主要描写对象，善从司空见惯的、平平淡淡的凡人琐事中汲取诗情，“永不休止的口角和活命的奔波”，理想主义隐遁，为活命而奋斗的哲学上场。这些不同追求的小说创作，一波未平又来一波，轮番上阵，所营造的景观令人眼花缭乱，能让人异常沉迷。
似乎从没有哪个时候像那时期那样，作家手中滚滚而出的虚构文字，书中的人物、事件、悲欢，能够与时代、与生活、与人的解放所需要的一切，发生那样直接而深刻的血肉联系，小说家们受以西方现代主义等为代表的文学思潮影响，多种创作风格如此百花竞放，小说在寻找民族文化的根脉、挖掘传统资源、探寻中国人灵魂的自我方面，取得如此前所未有的丰硕实绩，小说所绽放出来的新风姿、新风格、新异面貌彻底征服了大众，小说在那个时候之所以“洛阳纸贵”，是小说本身艺术能量所致，是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想说的话，人们对小说的阅读与接受，尚没有受到市场、出版方、作者个人推荐等要素的左右，大众完全是自觉的自愿的，甚至是自发地投入小说的阅读接受。
二
进入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40年来的当代小说第二次受到举国关注，是“陕军东征”。适逢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市场经济勃兴，一方面是文学创作上理想主义旗帜高扬，精神信仰、价值秩序、道德传统的重建日益凸显，小说作品勇于警醒世道人心、匡正社会流弊，表现出浓重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勇气，虚构这个文学武器，与世道人心短兵相接，能量充沛依然蓄势待发，社会大众普遍期待更加新异的小说。彼时，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左右出版，同时影响大众的阅读。在90年代第三个炎热的夏季，来自西北的一批小说火遍大江南北，包括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京夫《八里情仇》，程海《热爱命运》在内的几部长篇小说成为万众瞩目的对象。
其中首当其冲、引起巨大反响的是《白鹿原》，普通读者争相购买、一睹为快，在商场的柜台上，在公务员的办公桌上，都能够看到这本书，在一个个家庭里，《白鹿原》成为饭桌上议论的话题。文学界的各种场合，学者纷纷表达自己的感想，专家更是好评如潮，冯牧评价《白鹿原》“达到了一个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所未达到的高度”，有人感叹说，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作品，“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大家认为，无论是从民族精神的重铸，还是从中华文化的重新认识看，都相信它必将载入中国、世界文学史册，但尖锐的历史政治观点及大胆的性爱描述，依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有学者也认为小说对封建帝制覆亡前后小农田园经济那一抹夕阳余晖、古老村族的最后宁静的描述未免温情脉脉，但这些终究瑕不掩瑜。当然，《白鹿原》“秘史”中所布满的消费性奇观，或许正反映了商业性社会到来之后的一种必然。
而在贾平凹的《废都》那里，性描写更达到了“石破天惊”的程度，知识分子的百无聊赖，生活的放荡不羁，折映着作家的一些思考，诚如作者所说，“社会发展到今日，巨大的变化，巨大的希望和空前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并存，物质主义的致愚和腐蚀，严重地影响着人的灵魂，这是与艺术精神格格不入的，我们得要做出文学的反抗，得要发现人的弱点和罪行。”可以说，贾平凹所讲的“物质主义的罪孽”和他要发现的“人的弱点和罪行”，在中国步入商业社会以来，最突出的，是表现为人欲望的膨胀和失控，人们的商品意识在不断深化。商业原则的出台似乎与人文基础的动摇相辅相成，价值体系前所未有的倾斜甚至是断裂，商品意识的日甚一日，猛烈驱动着当代小说开始与商品化大潮联系起来，日益显示出商品化的特征，作家的创作也不再纯粹，而是开始有意迎合大众的口味。有意思的是，小说编辑编排上采取方块空格的形式，同样成为小说受关注的因素，但毕竟作品对生活的独特深入思考，是引起关注的最大原因。
此外，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对边地民风的奇幻化描写，《八里情仇》的粗犷，《热爱命运》的理想主义，只是它们非常出色的内涵品相的一些侧面，而造成它们“洛阳纸贵”还有一些附属因素，比如，此前小说界的先锋探索为现实主义革新提供的有益启示，令“陕军东征”的作家们在解决可读性问题方面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努力，而且，这些作品大多热情追寻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将故乡、西部、风土人情展示得淋漓尽致，浓烈的传统文化情怀迎合了当时的“传统文化热”，大量的性描写又对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造成强烈吸引，加之出版方、书商、媒体合谋，调动各种手段推波助澜，这波“陕军东征”不仅仅是市场和文学共谋的结果，亦非出版单位和作者联合运作的结果，可以说，是作品本身优秀品质，作家对读者趣味的准确把握，对时代审美特点的认识，以及生产机制等周边因素直接间接的影响，共同推动“陕军东征”作品获得极大成功。文学生产机制，文学“经济场”因素，对90年代读者的文学接受产生重要影响，作者、媒体和书商共同牵引着阅读，从而构成与80年代读者自发自觉地接受文学完全不同的景观。
三
激荡人心的社会正义，大气磅礴的国家叙事，特别是作家强烈的现实主义担当，以及小说与影视互动形成的阅读热，同样是40年以来的当代文学接受中值得重视的方面。回顾过去40年的小说创作与阅读的关系，我们会看到，一大批以深广现实生活为主要描写题材的小说持续得到广泛关注，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以及新近的《重新生活》），陆天明的《省委书记》《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张宏森的《大法官》，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国家公诉》直至2017年的《人民的名义》，均深刻介入当下社会和现实人生，深入描绘社会发展、改革开放以及反腐倡廉的图景，热情体现小说创作面向现实、推动改革的使命担当，大胆暴露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些小说围绕权力和财富、正义与邪恶展开的各种较量，揭示当代社会生活冲突及其背后成因，创作者自觉以表达民众愿望、传达民众心声为使命，力图通过作品显示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在揭示问题和矛盾的同时，注意解剖复杂的人性，在针砭时弊的同时，更注意寻求问题的根源，解剖盘根错节的矛盾，拟纪实的写作方法，引人入胜的情节，激情充沛的感情宣泄，使之大多成为影视改编的宠儿，而借助影视传媒的推动，这些小说很快产生了轰动效应。
中国人向来对政治、对权力的运作不乏兴趣，不管是的哥还是商海中人，不管是退休大爷还是白领中坚，关于人的宦海沉浮，关于人在官场中的荣辱，总是能够引起谈论的兴趣和极大的阅读热情，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阎真的《沧浪之水》，都曾经是我和许多人读得爱不释手的作品，人们从这些以权力机关中小人物的悲欢为主要内容的小说中，看到了人的命运，看到个人的挣扎和精神突围。同时，从小说里人们也是要看门道的。不知道是谁说的，这些小说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察觉却又朦胧莫辨的某些东西给挑明了，把一些讳莫如深却又一直有人在暗中操练并受益匪浅的诀窍给洞穿了，这怎不令人豁然复骇然？所谓的权谋，所谓的那些“讳莫如深”的东西，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热情探究的兴趣呢？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遭际，都没有什么关系，大家在文学之外看个热闹。而就行内人看来，这些作品的文学品格也是非常超群的，受到业界普遍认可，与后来网络上那些粗糙而低级的所谓“官场小说”作品，界限是很分明的。
四
小说阅读品质提升及范围的不断扩大，几乎伴随着这翻天覆地的40年，比如，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还经历了对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萧红等作家价值的重新估量及引发的重新阅读。以金庸、古龙、萧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热，以琼瑶、三毛、梁凤仪为代表的言情小说热，对王小波、王朔那些写法和意识都有所不同的小说的热烈追捧，反映了文化解放的深化，以及人们在阅读趣味上众口难调的现实。
不能忘记的是，与《围城》《边城》以及汪曾祺小说同样稳定长销的，还有每年印量均上百万的路遥三卷本小说《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最初问世的时候，文学界评价并不高，被认为写法老套，过于实、过于沉重，等等，但小说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对坚韧、勤劳、善良等正面价值的张扬，对自我奋斗的礼赞，还是感动了无数读者。小说所反映出来的改革开放的摧枯拉朽力量，人的自觉自强意识的崛起与现实突围，强烈的现实主义担当和理想主义情怀，成为这部作品经受得住时间锤炼的重要原因。
而随着21世纪以来的国学热、历史通俗化，黄仁宇、南怀瑾炙手可热，易中天、王立群、阎崇年、刘心武登陆百家讲坛，众多历史读物热销，特别是网络写作兴起，带动了网络写作与阅读的勃兴。长篇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适应人们对轻松、随意和闲适文字的喜好，作品以作者自己的观点讲述历史，借用历史事件折射现实问题，将那些既定历史人物形象以新的语言重新进行激活，夹叙夹议、借古论今，并且深入分析臧否历史人物，对人物心理活动进行天马行空的“虚构”，造成一时洛阳纸贵。从《明朝那些事儿》得到热捧，到《藏地密码》《盗墓笔记》《杜拉拉升职记》等热销，同样反映了网络兴起、民间叙事旺盛、草根文化与精英文化博弈，体现了改革开放条件之下的文化民主。比较遗憾的是，好多网络文学大神们的作品，人们只是通过影视改编得以了解，至今没有踏踏实实地阅读过。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阅读风尚，我们40年一路走来的文学阅读，无论是沉迷还是稍有远离，无不折射着文化的进步、思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进步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