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文体的崛起

美国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在80年代后期开始传入中国，随后，文学界兴起了一场“重述历史”的热潮，90年代正是“新历史小说”创作的鼎盛时期。不过，我国的“新历史小说”创作却要早于其理论的引进，莫言在80年代中期发表的“红高粱”系列（当时是以若干中篇形式发表的，后来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于1987年又结缀成一个长篇，即《红高粱家族》）被普遍认为是这一创作潮流的滥觞。90年代中期，伴随着“新历史小说”创作的逐步成熟，这种文学样式也相应形成了某些固定的文体规范，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注意，这里姑且称之为“新历史主义”文体。

90年代，新历史主义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品有：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李锐的《无风之树》《旧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刘恒的《苍河白日梦》等。从文体层面看，这些作品中既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审美特征，又具有着独特的个性品格。现分别叙述如下：

其一，在叙事情感上，新历史小说家普遍采取“零度写作”或称之为“零度情感叙事”的方式。

其二，在结构方式上，新历史小说家既不拘泥于传统小说中对结构整体性的刻意追求，也不完全照搬新潮小说的碎片式叙述策略，而是依据对历史本相的不同感受，寻求二者的契合点，从而形成了灵活多变的叙述时空结构。

其三，在叙事角度上，新历史小说家大多热衷于从民间的角度来观照叙述对象。基本上分为两种，即民间个人视角和民间群体视角。尤其是两种视角及其内部各形态的交叉运用，可以使历史在不同叙述人的眼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色调。

其四，在叙事手法上，新历史小说家适应其“重述历史”的需要，强化了象征和荒诞反讽手法的应用。情节的象征化和反讽手段的整体性使用是这一时期新历史长篇小说区别于以往小说的突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