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在重建意义中再显辉煌

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对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挑战。显然，那种完全形而下的叙事，是不可能真正再现这一现实的。作家们首先需要对时代特征作出新的意义阐释。于是现实主义文学开始了重建意义的探索。这个重建意义是建立在对时代的新的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它大大开阔了现实主义的叙述空间和叙述能力，也大大丰富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

重建意义是建立在中国现实新的生活和新的社会形态上的。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作家们有一种热情拥抱现实的冲动。徐坤创作《八月狂想曲》的过程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遵命文学”的命题，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前夕，有关部门希望作家能为北京奥运会写一部长篇小说。徐坤接受了这一挑战。但她并没有将此当成一个应景的宣传任务，而是作为一次阐释中国经验的机会。她将北京举办奥运会置于中国崛起的时代大背景下，“打造青春中国的理念，给青春中国以激情”，塑造了一批年轻的建设者，他们在为奥运会建筑新的比赛场馆，同时也是在建设中国的美好未来。“中国经验”对现实主义作家来说尤其重要，所谓“重建意义”，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叙事。刘醒龙的《天行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部小说是写民办教师的。民办教师是中国教育事业在特殊阶段涌现出的一种现象。刘醒龙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关注民办教师，并对那些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民办教师充满了敬意。他怀着这一敬意写出了中篇小说《凤凰琴》，正是这篇小说，让一直默默奉献在山乡村落的民办教师站在了全国民众的面前。到了写《天行者》，则主要是一种思想的表达了，因为他对民办教师这一中国特有的现象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民办教师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他通过自己的叙述，揭示出民办教师的历史价值。可以说，《天行者》是刘醒龙对民办教师这一“中国经验”进行长期思考的结晶。在刘醒龙写作《天行者》时，全国的民办教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刘醒龙以他的小说为中国的民办教师立下了一块文学之碑，让人们铭记他们的历史功绩。

现实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反映了客观现实，现实主义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处理现实经验的能力。我们对现实主义有一种误解，以为现实主义的作品最容易写，只要有了生活或者选对了题材就成功了一大半。岂不知，现实主义是一种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毫不能偷工减料的创作方法，它需要付出特别辛劳的思考才能触及现实的真谛，缺乏思考的作品顶多只能算是给现实拍了一张没有剪裁的照片而已。所幸的是，现实主义作为当代长篇小说的主流，仍然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首先来自作家的思想深度。以去年出版的三部小说为例：陶纯的《浪漫沧桑》、王凯的《导弹与向日葵》和卢一萍的《白山》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方法，而且三位作家都是军旅作家。我发现军旅作家在对待现实主义的态度上往往更加严肃认真，这是否与军队更注重铁的纪律与不能马虎敷衍的训练有关系呢？三位作家对军旅生活非常熟悉，也为创作做足了功课，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自己的思考。陶纯写革命战争有自己的反思。他塑造了一个特别的女性李兰贞，她竟然是为了追求浪漫爱情而投身革命，一生坎坷走来，伤痕累累，似乎最终爱情也不如意。陶纯在这个人物身上似乎寄寓了这样一层意思：爱情和革命，都是浪漫的事情，既然浪漫，就无关索取，而是生命之火的燃烧。王凯写的是在沙漠中执行任务的当代军人，他对军人硬朗的生活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也对最基层的军人有着高度的认同感。他不似以往书写英雄人物那样书写年轻的军人，因此小说中的军人形象并不“高大上”，然而他们的青春和热血是与英雄一脉相承的。《白山》稍微特殊些，作者现在退役了，但他写的仍是军队生活，是他几十年军旅生涯的一次集大成写作。而且《白山》又明显地借鉴了现代派观念，有很多现代派的表现方式，但基本仍是现实主义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