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要正确叙写党的革命和建设史
李晓东
近年来，在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写作中，时隐时现地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越来越大胆的丑化描写。在当前一些作家的笔下，李双双那样泼辣干练、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阳光女性不见了，梁生宝那样为集体经济呕心沥血的农村领导人不见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三里湾》里，虽有小缺点，但性格鲜明，具有农民式的狡黠的生动形象不见了，甚至“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的芸芸众生”的“中间人物”也很难寻觅。弥望的，是愚昧、阴险、毒辣、可笑，反人性的，以至于跌破常理的人与事。
比如，近期一篇小说，写解放军进城后，把有钱人全家杀绝，一小女孩躲入放在门楼的棺材才得幸免。其后数年，不敢离开棺材一步，终不堪忍受，割脉自尽，被仆人秘密埋在门楼之下。仆人之子，为此终身守在门楼，以死抗拒拆迁，念念不忘“门楼本来就是她的”。还有一篇，讲身怀绝技的名厨，被迫给日本人做了一顿大餐，便被新四军游击队不分青红皂白，当作汉奸，从天灵盖劈了脑袋。相比之下，日本人倒是只吃饭，不杀人，表面凶恶，内心善良的。还有一篇作品，写川东某大户，在被批斗的前一天，不愿受辱，全家上下，从老爷太太到下人仆妇，集体服毒，从容赴死。每个人都为自己掘坟，没有棺材，“软埋”于庭院之内，辉煌大宅顿成连绵坟场。老爷的阴魂数十年不散，每逢阴雨，天空雷声为其鸣冤。唯一幸存的儿媳，一一埋葬亲人，因深受刺激而失忆，金枝玉叶做了别人家的保姆。而且北至山西，南至四川，都有全家被杀者，描绘和隐喻的，都是惨不忍睹。
此类小说还着力塑造“忠仆”形象，为他们大唱赞歌和挽歌。为主人守灵数十年者有之，自杀为主人殉葬者有之，不愿下嫁普通劳动者、遁入空门者有之。鲁迅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新文学最核心的宗旨，就是“人的文学”，不料到了今天，却涌现出为主子尽忠尽孝、忠贞节烈的“英雄群像”。而这从里到外全是奴性的人物，连“三言二拍”里都很少见，冯梦龙、凌濛初都看不上眼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如果不触动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老爷还是老爷、太太还是太太、仆人还是仆人，日本人打进来就好吃好喝伺候着，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人性论泛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真正优秀的文学，应该与时代同行，反映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不是把抽象的所谓“人性”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新时期文学初期，“人性的复归”对于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观念，“三突出”等机械的文学创作方法，解放文学生产力，的确发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一趋势却逐渐偏离到了毛泽东、鲁迅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现代文学经典作家所批评的普遍的、抽象的人性论轨道上去，而且占据了文学创作的主要领域和文化批评的主流话语。在人性论泛化的前提下，历史的是非、正误、先进与落后等，都不构成标准，价值评判只有一个，那就是个人品德的所谓善与恶。于是，私德取代了公德，个人取代了历史，细节取代了潮流，而这些模糊甚至虚无的东西，都披上人性的外衣。文学批评，也不复有真正社会历史批评对历史前进潮流趋势的把握分析，只能在“人性的扭曲”“人性的张扬”两个小旗间摇摆。
其二，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学艺术界的根本要求，这句话不是只写在纸上、出现在讲话中的，是否在创作中真正落实这一方针，观察生活、选取素材、评判人物、营造氛围，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普通的劳动人民为中心，还是以其他什么人为中心，直接决定着一部作品的价值导向、人物形象、风格特色。在一些作品里，善良、慈祥、有修养的，为人所景仰的，都是老板老爷，少爷小姐，奶奶太太，甚至八国联军和日本皇军，旧时代的风花雪月，十里洋场的买办大亨，民国名媛的风情万种，被津津乐道、艳羡不已，引得读者也想化身为这些“成功人士”，浮想联翩。而工人、农民，还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者们，则被作者从心底厌恶，在下层人士中，除了忠仆，都愚昧、残忍、可笑、荒唐、色情，不仅应该被鄙视，而且不配有更好的命运，至少，要在“醒悟”后终身自责，念念不忘向以前的主子“赎罪”。
其三，价值评判发生变化。毛泽东同志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中国近现代革命，在价值评判上，是一个扬卑抑尊、社会阶层高低重塑的过程。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阶层分化，一些人关于高低贵贱的价值评判再一次翻转，与旧时代相近似。一些作家，作为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劳心者”，从感情上，与身处高位的人更亲近，更引为同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些作家，包括学者等热衷于“寻祖”，考据自己的上辈、上上辈或者亲戚云云，是有身世、有学问、有地位的人，错误地认为是经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才受苦受难，把自己的所谓家族打扮成落难贵族，并以此自骄于人。这种价值评判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