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年代以后的第三代诗人

80年代中期以后，年青一代的诗人渴望更自由轻松的思想表达，更具有个性的语言方式。他们没有深重的历史记忆，没有与民族—国家纠缠不清的互文关系。他们更多的现实感受和个人的直接经验，使他们的表达富有时代感。所谓的“后朦胧诗”或“第三代诗人”是在反传统和标榜个性解放的思想氛围里牙牙学语的，它们反映了旧有的理念动摇，而新的理念尚未形成的状态，其思想的矛盾和美学的狂怪，轻而易举地挥霍了一个时期的青春创造激情。

这些新兴的诗歌群体社团值得关注的是：非非派、莽汉主义、海上诗群、他们、汉诗等。被称作“第三代诗人”的群体，既是一些五花八门的团伙，也是在一个混乱不堪的诗歌变革时期，作为一场狂热冲动的诗歌革命留下的激进而含混的虚名，以短暂而暧昧的姿势悬搁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到了90年代，由这股新生代诗人构筑的历史已经失去整体效应。“第三代诗人”之后，中国大陆的诗坛再难形成什么有影响的运动或团体，也不会为权威的刊物和团体所承认接受。唯其如此，它们又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最值得记取的一个时期和一群人物。

八九十年代之交是诗歌彷徨却能自我领悟的年代，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但总体上来看，它立足于语言本体，狂热的冲动趋于平衡，开始寻求心灵的沉静，磨炼技巧和形式。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诗人都倾向于变成“一群词语造就的亡灵”（欧阳江河语）。不理解这个时期中国的诗歌，不能把握它所经历的变动，不认识它所表征的矛盾和混乱，以及不能意识到它包含的精神价值，就不能有效解释当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90年代以来的一批诗人主要有：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于坚、钟鸣、雪迪、翟永明、张曙光、萧开愚、孙文波、寥亦武、金海曙、吕德安、庞培、杨键、杨子、白桦、韩东、臧棣、姜涛、叶辉、唐丹鸿、蓝蓝等人。89年后居住海外的诗人：北岛、多多、杨炼、张枣、杨小滨、贝岭、孟浪等人。

相比较80年代的反叛，90年代有一部分诗人寻求回到精神性的处所。显然，这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坐标给予的一个维度。1989年3月26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一事件被第三代诗人视为一次神圣的献祭。诗人海子一直写作一种形而上的超越现实的诗，决不与现实妥协的精神信念，在海子的倾诉中就是灵魂直接与神祗对话。

90年代诗歌写作依然具有审美理想主义的特色，这就在于它致力于建构词语的乌托邦。在20世纪最后的岁月里，这种说法确实令人奇怪。但也正是它所置身于其中的历史情境，使之更像是一种后政治学式的猜谜游戏。词语的乌托邦隐喻性地与现实连接——正是这一个术语，使那些剥离现实的修辞学文本，或是白话、俗语、俚词、粗话，都具有假想的革命性意义。

90年代的诗歌无疑具有个人性，相比之于80年代和以往时期宏大的历史叙事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人性都是毫无关联的，都是一些随遇而安的历史解体的碎片。它们正在巧妙而有效地形成新的现实。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一再强调回到诗人的精神深处，回到灵魂（西川、欧阳江河、程光炜、陈超等），即使倡导民间写作的人，也同样把诗歌写作的最后归宿定位于神性的写作（于坚、杨克、谢有顺等）。虽然灵魂与神性都是个人心灵的闪现，但90年代的诗歌精神并非毫无普遍性的意义，它们同样以特殊的方式与集体的共同记忆关联，同样以特殊的方式接近某种暧昧的历史总体性。诗人企图依靠语言的力量，把诗歌写作与历史/现实强行分离，把个人从庞大的历史布景上剥离下来。但其结果是以另一种方式与历史连接。词语写作毋宁说是个人拆解历史的一项修辞学工程，词语的快乐，思想的狡智，这些足以构成一个诗歌写作的精神飞地——从这里可以写作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理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