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复苏从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开始

改革开放使一度停滞不前的当代文学得以复苏和振兴，而这种复苏和振兴首先是从恢复现实主义本来面目开始的。在“文革”时期，现实主义被过度地从政治的角度加以阐释，从而使现实主义变得越来越面目不清。“文革”之后，文学界展开了持续的关于现实主义的大讨论。新时期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经常是从对具体作品的批评而开始的。比如1978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发表以后，上海《文汇报》就围绕如何评价“伤痕文学”而展开了争论，由此又引发出关于文学应该“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争论，文学是“歌德”还是“缺德”的争论。在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应有之义的影响之下，一批紧密贴近现实、回应社会问题的小说源源不断地被创作出来，并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小说涉及“反右倾”扩大化、“大跃进”“反右倾”和“四清”运动，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小说深入到人们的心灵世界去剖露社会历史的沉疴，如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王蒙的《悠悠寸草心》《蝴蝶》等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关系的反思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如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陆文夫的《美食家》等小说延续了“五四”新文学中“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均张扬了作家基于启蒙理性的信仰，展现了现实主义的力量，为新时期文学开了一个好头。

现实主义深化了新时期文学的主题。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小说最大的主题。如谌容的《人到中年》第一次在小说中正面强调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对于人性美的歌颂，则在爱情的领域里得到最集中的表现，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绿化树》等；新时期对“人”的呼唤还体现为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确立了一种反封建的自我精神，诸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不同程度地再现了非理性主义“自我”的生存世界和生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