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下一个十年最有影响力的小说
徐晨亮
“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名单自公布当晚起，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权威媒体报道的同时，名单也成为微信朋友圈里的热点话题，文学圈中人与文学爱好者纷纷转发并分享对于入选篇目的评点，或是列出自己心目中应当入选的名单。对于具体入选篇目的讨论与争鸣，恰恰说明本次评选的意义：这一对40年来国内小说创作成就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从今天的视角更为全面地了解当代小说的发展态势，从中也能发现某些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
不妨先看看本次名单中40部作品的发表时间，有多少作品分别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最初10年和2010年之后（为统计方便，这里把发表于70年代末与80年代的作品合并统计）：
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本次评选出的“最有影响力作品”发表最集中的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占到了近三分之二，发表于90年代的次之，占五分之一，发表于2000年后的只有铁凝《笨花》、莫言《生死疲劳》、格非《春尽江南》、金宇澄《繁花》这四部长篇和毕飞宇《玉米》、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两部中篇。
再来看看入选作家的出生年代分布：
本次入选作者中，因有六位作者有两部入选，所以共有34人，其中最年长的是汪曾祺先生（1920年生），最年轻的是格非、毕飞宇、迟子建三位，同是1964年出生。34位作者中，20后、30后与40后加起来占到二分之一，50后、60后作家加起来略多于二分之一，70后、80后作家没有一位入选。
数字自身会说话，我们也自然可以对这些统计数字背后的含义做多方位的解读。然而站在一个文学期刊从业者的立场，我想探究的是，假若在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做一次“改革开放50年最有影响力50部小说”评选，那时候的名单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阵容，整体格局是否有所改变？今天公认的经典是否会因为时间而褪色？有哪些作家和作品经过岁月淘洗后会重放光芒？现在创作力仍然旺盛的50后、60后作家是否会拿出比旧作更有分量的作品，70后、80后作家乃至更年轻的一代又将怎样证明自己的创作实力？更为重要的是，未来十年之内是否还会出现令读者念念不忘、成为社会性话题的“最有影响力小说”，如同本次评选出的这些经典作品一样？如果答案是肯定，那么“未来十年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又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我想从两个不同的场景进入今天的话题。
第一个场景来自我的童年记忆。作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同龄人，我自然没能亲身经历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大多数当时影响广泛的作品都是后来研习当代文学史时才读到。然而我却曾通过一个侧影，“见证”了80年代的文学盛景如何“影响”千千万万普通读者。那时还是小学生的我，有段时间常到母亲工作的工厂办公室里，在大人们的喧闹中写作业。办公室里有位年轻的阿姨，每次都不加入旁人海阔天空的畅聊，只是默默低头坐在桌前。出于好奇，我偷偷留意，发现她身前的抽屉总拉开一半，原来是在一个人静静读着杂志。二十多年后，我到《小说月报》做编辑，母亲突然问我，是否记得当年她们办公室里的那个女大学生，说她常把《小说月报》等文学杂志放在抽屉里，一个人偷偷阅读。这个当年分配到工厂的女大学生后来的人生，与文学有着怎样的交集，并不重要，在成为文学杂志编辑后，我常常想起的是那个伏在抽屉前阅读的侧影。她的身上其实浓缩了无数普通读者的共同经验，文学就如拉开一半的抽屉，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离开日常生活，投入更为丰满、更为多彩的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今天我们谈论的“最有影响力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时代具有辐射力的话题性存在，不正是建基于千千万万个这样的阅读时刻之上吗？
在我看来，一个时代的文学史不应当只包括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也应该包含这样的阅读场景。未来十年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在持续关注创作动态的同时，也应投入更多精力研究若干年来阅读场景的变迁，广泛搜集文学传播过程与读者阅读行为的真实案例，并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加以汇总分析。比如说，移动互联网对于文学期刊传播的影响，网上书店、网络媒体及豆瓣等平台对于作品评价的影响等等，恐怕都不能靠简单的个人印象匆忙得出结论，而应落实于更为扎实的分析。虽然我们无法想象文学能够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再次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轰动效应”，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全面掌握阅读场景的变化趋势，才能有针对性地重建文学与读者的鲜活关联，为“有影响力作品”的产生提供健康的外部生态。
我想提到的第二个场景，出现在“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揭晓当晚的活动现场，主办方精心设计，安排入选作家王蒙先生和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大学生共同朗诵他青年时代的作品，文字的力量宛如一场穿越时光的魔术，让年纪相差一甲子的两代人的青春岁月重叠在了一起。我和坐在台下的所有观众一样深受感染的同时，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如果像许多科幻小说与电影中描述的那样，此时台上年逾八十的王蒙先生和某个大学生交换了灵魂，那么重返二十岁的王蒙先生又将怎样重新度过自己的第二度青春？他是否还会选择文学作为终身的事业？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再次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比如投身互联网内容创业，通过经营自媒体，融资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就像我们这个时代的若干“网红”一样？如果他选择再次成为“青年小说家”，未来又会写出怎样的作品，会是如今我们在文学期刊上读到的“这种”小说吗？
如果说之前提到“抽屉中的阅读”这个场景，是从文学生活和阅读行为的视角出发，讨论文学的外部生态，那么“当王蒙先生重返二十岁”这个假设性的场景，则紧接着前一个话题把视野拉回文学内部。前段时间有篇微信文章在文学圈内外引起了不少关注，题目叫作“作家的病别让时代背锅”，相对而言，文学圈外的普通读者产生的共鸣更多。在此无法回应文章中的具体观点，只是想把它引发的讨论视为某种症候。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文学影响力衰弱的现状时，过于强调外部因素，正如这篇文章所提出的，或许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时代的影响，也应反思文学创作自身与时代关联的方式，并由此再进一步，摆脱种种关于既有成见，向更丰富的可能性开放。“假如王蒙先生重返二十岁”，会写出怎样的小说？提出这个假设性的问题，便是希望把目光投向年轻一代创作者中浮现的种种具有探索性的写作方案——也许那些看似天马行空的作品背后正“潜伏”着若干未来的王蒙先生，等待我们及时发现与关注，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成长空间。
站在文学期刊从业者的立场，始终应当对与读者、与现实联结更紧密的新作品保持期待，同时也应相信，这些会在未来产生影响力的作品，并不一定是以已经熟悉的面貌出现。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大的包容性和敏感性，面对当下的写作现场。文学期刊也许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困境与难题，但在前有未有的新问题面前，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对改革开放内在精神的呼应与发扬。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评选“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不仅是回顾，更是一种展望。我期待着，这份名单能成为留给下一个十年的文学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