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的文学四十年

以思想解放运动作为逻辑起点，就文学自身发展而言，既然强调“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文学自身对审美陈规和教条的冒犯和叛逆，当然应该被充分地尊重和肯定。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既是四十年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当然也是“文学改革开放”的四十年，这是此“小历史时段”区别于其他“小历史时段”的重要特征。

从这个角度观察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将其视作一部审美变革史自然有其合理性。中国现代文学一百余年，许多重要的文学观念革命和文学创作实践都是发生在这四十年。变革可能是像改革开放文学发生之初新文学传统复苏的温和渐变，也可能像第三代诗人针对朦胧诗提出“pass北岛”那样断裂式的文学革命。撇开温和渐变式的变革不论，1986年，吴亮和程德培主编并出版了《新小说在1985年》和《探索小说集》。这两个选本以“新”和“探索”的名义，其刻意“编辑”和“设计”偏离以“恢复”和“重放”为起点的新时期文学的意图相当明显，所以，相对于“恢复”和“重放”恒常中的渐变，文学改革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极端”和“异端”。“极端”和“异端”强调的是比温和的渐变更激进的文学革命。1988年4月余华给《收获》编辑程永新的信谈到“极端主义的小说集”：“我一直希望有这样一本小说集，一本极端主义的小说集。中国现在所有有质量的小说集似乎都照顾到各方面，连题材也照顾。我觉得你编的这部将会不一样，你这部不会去考虑所谓客观全面地展示当代小说的创作，而显示出一种力量，异端的力量。就像你编去年《收获》5期一样。”这封信里谈到的应该是程永新编辑的《中国新潮小说》。体现在具体文学实践，《收获》1987年第5期和1988年第6期两个专号的阵容几乎全部由马原、余华、格非、苏童、孙甘露等这些当时最为激进的先锋小说家组成。“在《收获》新掌门人李小林的支持下，我像挑选潜力股一样，把一些青年作家汇集在一起亮相，一而再，再而三，那些年轻人后来终于成为影响中国的实力派作家，余华、苏童、马原、格非、王朔、北村、孙甘露、皮皮等，他们被称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收获》极端的先锋姿态为新时期文学开辟了另一条道路。1987年10月7日苏童给程永新的信中写道：“《收获》已读过，除了洪峰、余华，孙甘露跟皮皮也都不错。这一期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感觉，这感觉对否？”

同样，1998年的鲁羊、韩东和朱文等发起的“断裂”事件，也是一群作家试图通过清算文学传统来确立自己的新形象。“断裂”及其“断裂”以后的新世纪其实是一个比“断裂”更为复杂、暧昧的“离散”的“个”文学时代。《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保存了一份世纪之交中国年轻作家出“代”成“个”的精神档案。“我们的行为并非是要重建秩序，以一种所谓优越的秩序取代我们所批判的秩序。我们的行为在于重申文学的理想目标，重申真实、创造、自由和艺术在文学实践中的绝对地位。”值得指出的是，与“断裂”事件几乎同时的是网络文学的萌发。随着博客、个人网站、微博、微信等的蜂起，大众传媒碎片化成一个一个的“私媒体”，基于交际场域，网络文学当然不可能是我们原来说的那种私人的冥想的文学。“粉丝文化”属性所构成的“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方式突破了传统相对封闭的文学生产和消费。“在网络写作”也正是在这种关系方式中展开，自然也会形成与之配套的“交际性”网络思维、写作生活以及文体修辞语言等等。

类似上面这样或大或小的变革和革命，在“改革开放文学”的四十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阶段史建构某种程度上是复现四十年间的文学变革史——这四十年，发生了哪些文学变革和革命？这些文学变革和革命的时代语境是什么？变革和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有哪些？进而变革和革命的内在历史逻辑如何被建立而成为一个整体？

一直以来，“改革”和“开放”并举。因此，四十年的文学改革史，同时是一部中国文学和世界拥抱的开放史。还以前面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例子。先锋文学策动的“改革”和“开放”互为因果，就像当时有作家指出：“当前流行世界的现代文学思潮不是一群怪物们的兴风作浪，不是低能儿黔驴技穷而寻奇作怪，不是赶时髦，不是百慕大三角，而是当代世界文坛必然会出现的文学现象。……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之前人们大多把小说和故事归为一体；而当代某些人就不满足这种上世纪所流行的有头有尾、中间有起伏高潮的小说写法了。他们认为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并非如此；人的大脑活动方式是流动、跳跃的、纷杂而不连贯的，作家应当遵循人的正常思维活动方式来写作。当代的乔伊斯、福克纳、沃尔夫等人都这样尝试做了。于是人们称他们为‘现代派’。”在“球籍”焦虑的80年代，世界的“当代”是我们一下子就想追赶的目标。和此时代情绪一致的是，冯骥才使用了“改革”这个词：“这一改革实际是文学上的一场革命”，同时也说到了“实验”——现代派带有“试验性”。

所以，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阶段史应该是一部交织诸种矛盾和冲突的丰富的文学史，而不是一部单一线性的片面强调“改革开放”立场，遮蔽其中曲折的做减法的文学史。当然，具体到某个时代也不是刻意突出“非改革开放”的文学立场，而是尽可能打开和抵达丰富复杂的文学史现场。以此观之，比如，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起点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伤痕文学和《今天》诗人群，像汪曾祺这样的“归来者”作家的文学史价值需要进一步挖掘。一般谈论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的复出迟至了《受戒》等一系列小说，其实更早的，发表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的《骑兵列传》是一篇既有伤痕文学时代风尚，同时有“现代”遗风的小说；再比如，对20世纪80年代除了“理想主义、激进的自我批判，以及向西方思想取经”的神话式想象，更驳杂的是1980年代是怎样的“80年代”？我们如何去想象？再比如，对王朔的文学评价，王蒙和当时上海为主的学院知识分子就有迥然不同的现实观感和文学立场，以至于双方的分歧成为“人文精神”讨论起点和一个重要论题。但今天回过头看，王蒙在当时一方面谈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危机；另一方面肯定王朔出现的意义，是不是有其合理性，甚至预言性？王蒙肯定的王朔式的文学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市场化、新世纪网络文学产业化的一个重要源头。市场化和产业化，对文学边界的拓殖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理所当然，摆脱单极单一和对抗性思维，可以呈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丰富和芜杂，当时尖锐对立的双方恰恰是20世纪90年代走向丰富多极文学生态的不同端点。

张未民在研究“新世纪文学”时将这种历史的连续性描述成时间向度上的“生长性”，他认为：“新世纪文学正是从新时期文学中自然而然地蜕变生长出来的，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将1978年看作是一个开启了21世纪的起点。”在“生长性”或者“发展观”的视野下，被分割成“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成为向未来敞开的绵延不绝的“历史小时段”。这种生长或者发展不仅仅是理论和创作实践，也是文学体制和文学制度，比如文学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媒介。在很多的描述中，我们只看到新世纪前后文学刊物的危机，而事实上，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文学期刊的生存危机，同时未尝不是一场文学期刊自觉的转型革命，目标是使传统文学期刊成为富有活力的文学新传媒。文学期刊变革的动力当然部分来自网络新传媒。这种对文学期刊“传媒性”的再认意义重大。和狭隘的“文学期刊”不同，“文学传媒”的影响力更具有公共性。《芙蓉》《作家》《萌芽》是世纪之交较早地确立了“传媒性”的文学刊物。笛安、张悦然和韩寒三个广有影响的“80后”作家主编的《文艺风赏》《鲤》《独唱团》，以及近年上海创刊的《思南文学选刊》和改版的《小说界》，也都是“传媒”意义上被突出的文学期刊。

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新时期”四十年成为一个热词被用来指认一个新的时间和时代的开端，“新时代”也已经被用来描述和想象未来的中国文学，比如《人民文学》从2017年以来的“卷首语”不断使用“新时代”，同时也在召唤它所想象的“新时代”文学。虽然“新时代”文学还在想象的建构中，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文学已经是一个可以去建构的历史事实。深入下去，这应该成为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