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走向大会师

现代主义最初作为先锋文学的思想武器，强调了对现实主义的对抗性。但随着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一种文学传统后，这种对抗性逐渐被淡化，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现代主义文学传统这两支队伍最终走向了大会师。

莫言的创作历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开始创作时明显受到当时风行的现代派影响，但他的创作基础仍是现实主义的，因此莫言在创作过程中会存在一个与马尔克斯、福克纳“搏斗”的问题，他说他那一段时间里“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逃离他们”。从写第二个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起，他有意要回归到现实主义上来。然而莫言此刻的现实主义已经吸纳了大量的现代派元素，呈现出一副新的面貌。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在授奖词中特意为莫言的现实主义文学创造了一个新词：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从这个新词也可以看出，莫言对于现实主义的拓展是引起海外读者兴趣的聚焦点。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的素材来自民间，民间故事和传说的特殊想象和异类思维嫁接在现实主义叙述中，开出了幻觉之花。更多的在先锋文学潮中涌现出的代表性作家进入90年代以后都出现了向现实主义转型的创作趋势。比如余华在这一时期写的《活着》就被视为转型后的作品。《活着》中的现实主义元素的确很突出，但小说明显保留着余华的文学个性，具有强烈的现代主义精神。这也说明，现代主义文学已经成熟起来，不再需要采取与现实主义对抗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存在，而是可以吸收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优势，让读者更宜于接受其现代主义精神的表达。

现实主义文学更是以开放的姿态接受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和渗透。在不少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都加进了一些超现实或非现实的元素。陈应松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因为常年扎根于神农架，那里神奇诡秘的环境使他对现代主义又有了一种亲近感，因此他的小说叙述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超现实的想象。《还魂记》的构思完全建立在超现实的基础上，作者采用亡灵叙事，让死于非命的柴燃灯灵魂返乡，通过亡灵的眼睛，作家能够更自如地揭露出现实世界中种种隐蔽和潜藏的不合理现象。小说通过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表达了这样一层主题：现实中的不合理和不公平才是必须彻底否定的“超现实”。孙惠芬在创作中一直坚持非常正统的现实主义叙述方式，但在《后上塘书》中她同样大胆借用了非现实的亡灵叙事，她让死去的徐兰以一个亡灵的身份去观察村里发生的事情。有意思的是，孙惠芬完全是以写实的叙述方式来处理这个亡灵的，因此她笔下的亡灵几乎没有超现实的成分，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叙述角度，使全知全能的叙述更具有立体感。张翎的《劳燕》是将亡灵叙事与主题意境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一部小说。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一位女性阿燕在抗日战争的坎坷命运，有三个男人在她的命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她青梅竹马的恋人，一个是中美合作训练营的美国教官，一个是行医的美国牧师。作者是通过三个男人的视角来写这个女人的。女人在三个男人眼里分别是三种不同的身份。在她的未婚夫刘兆虎那里她是阿燕，而在美国牧师比利的眼里，她是斯塔拉，而美国教官伊恩则称她为温德。这样的构思已经很巧妙了，作者张翎更是巧上加巧，她以鬼魂叙事开头，让三个男人死后重聚，从而克服了写实性叙述在时空上的约束，亡灵打破的时空的局限，既可以追忆，又可以隔空对话，并进行事后的反思，三个男人超越时空表达了对同一位女人的爱与悔。小说主要还是依靠强大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完成了对一个伟大女性的塑造，是一种具有世界视野和人性深度的战争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