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新潮：现代派与寻根派
80年代中国文学历经各种潮流，如果说有什么最有挑战性的变动的话，那就是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艰难开放。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时兴，和当时的社会条件、思想资源，以及文学史内部的创新压力相关，现代主义虽然是西方外来，但也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是在现实主义的总体性框架内加以表现的，这就不奇怪它不具有真正的叛逆性，而更像是现实主义文学自身做出的一种创新努力。现代主义文学也从来没有越过主导文化的边界，它一直在主流文学史的叙事中，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新动向”的一个最有活力的侧面加以叙述。
80年代终究还是改革派的思想占了上风，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不可动摇的方针政策，年青一代的作家普遍寻求新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现代主义预示着文学新的可能性，因而文学借鉴西方现代派也就成了难以压制的新生力量。虽然较早的理论倡导发生在1978年（徐迟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但创作方面也几乎是在同时就开始尝试，例如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
王蒙显然是最早开始追寻现代主义艺术形式的，他的数篇意识流小说可以看成是中国当代现代主义的滥觞。直接从艺术形式技艺方面主张大量吸取西方现代派的是高行健。1981年他在《随笔》上连载多篇短文介绍西方现代派，随后结集出版。这本题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引起极大的反响，王蒙、刘心武先后发文支持，紧接着《上海文学》发表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关于这本小册子的通信，引发了一系列的批评与反批评。
就叙事文学而言，现代派的高潮直到1985年才到来，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真正的“现代派”横空出世。小说的叙事落拓不羁，挥洒自如，特别是对那种无聊感和荒诞感的处理，显示了某种反讽的或黑色幽默的意味。实际上，现代派小说并不十分强调文体实验，更侧重于表达一种世界观，表达对生存的独特感受。
寻根口号的提出和具体的实践都是历史主流要求的反映，这一切都源自现代化/现代性的历史愿望。“寻根派”的崛起显然与当时国内风行的“反传统”思潮有关，更直接的文学影响则来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尤其是马尔克斯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那部《百年孤独》盗版本在中国大陆的流传。“寻根”也依然是一种命名，在这一命名之下，历史实践则要依据它直接的现实前提，“寻根派”由知青群体构成则是这一现实前提的基本事实。
酿就“寻根”的契机可以追溯到1984年12月在杭州西湖边的聚会，随后有各种关于“寻根”的言论见诸报端。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文章引起热烈反响，标志“寻根文学”形成阵势。寻根的基本意义如韩少功所说，“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但事实上，“寻根派”的写作不是遵循“寻根”的宗旨，而是遵循知青的个人和集体的记忆。那些记忆中的贫困山村、异域风情、人伦习俗，原来不过是青春年华的背景或是蹉跎岁月的陪衬，现在却浮出历史记忆的地表，成为写作的前景材料，先是获得自然的生命强力，随后被赋予了历史的和文化的意义。其意义也奇怪地具有二重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二重性：或者具有温情脉脉的人伦美德，显示出中国文化传统的底蕴；或者是令人绝望的劣根性。
寻根文学还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学经验，并且群体效应并没有淹没个人化的风格。贾平凹、李杭育、韩少功、郑万隆、扎西达娃等都显示了独特的个人风格。总之，“寻根派”作为群体化共同寻求的创新实践，它是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少有的自觉构建起来的流派。说到底它有时代的急迫性，它是文学和文化上的一次成功的集体命名，把知青的个人记忆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寻根群体”因此把在文学创新上彷徨无路的知青作家，重新塑造了成为站在传统与现代化交界点上的思想着的历史主体。重要的不在于讲述历史，重要的在于历史地讲述。曾经迷惘地审视自我的历史伤痕的知青，现在突然站到时代思潮的前列，参与当代思想变革和重建的对话，“寻根派”有理由把自己的文学求索设想为具有回应中国现代化方向的意义。
“寻根文学”因为贾平凹和莫言的加入，阵容显得更加强大。也因此，寻根文学更难建立起内在同一性。寻根是知青作家群试图通过文学来思考中国文化的走向的问题，而这两位作家则是本分地要回到他们生息的乡村故土，回到传统民间、回到风土民情。贾平凹在“85新潮”期间就有相当“乡土”的作品，笔记小说《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同时期有《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远山野情》《天狗》《黑氏》等。西北的风土之困苦粗粝，女人性情坚忍多情，写出生命之原始顽野，坚韧厚实。
莫言几乎是与贾平凹同时崭露头角，“85新潮”期间，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爆炸》《球状闪电》这些作品，表现出对小人物的生命关切，乡村生活在莫言的笔下，既困苦酷烈，又洋溢着生命的光彩。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爆炸》《球状闪电》这些作品，紧紧握住乡村生活的坚实质地，用他的语言磨砺出生命的锋芒。1986年，莫言发表《红高粱》引起轰动，莫言迅速成为“85新潮”的弄潮儿。《红高粱》如此自信地寻求和回望祖辈的生命搏斗，它所激荡的生命意志，与此前暧昧含混的“寻根”态度大相径庭。这部带有寻根特征的作品却又远远超出了寻根，它深受马尔克斯的影响，却能与之并肩；它回归传统民间，却又最大可能融合了现代主义的文学经验；它书写历史和红色革命史，却又融合进那么鲜明的主观的和个人的情绪风格。莫言的叙述方式直接影响他身后一批先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