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文体的先锋实验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语境更加开放和多元化，许多在前一时期还被认为是“异端”的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在90年代得到了文学界的普遍认同，意识流、象征、隐喻、夸张、反讽、变形等手法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类小说作品中。小说家们不仅在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上更加纯熟，而且在以往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有效地将西方现代派手法与民族形式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新的表现领域和表现技巧，使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发生了质的变化。

90年代以现代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品有：阿来的《尘埃落定》，莫言的《丰乳肥臀》，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柏慧》《九月寓言》，格非的《欲望的旗帜》等。

总之，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创作和上个时期比较起来，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一是长篇小说的数量呈现几何数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到了长篇小说创作的行列中来，尽管这其中也不乏平庸甚至低劣之作，但这一现象至少说明，长篇小说已经从根本上占领了文学写作和阅读的制高点，而且，随着人们审美水平和鉴别能力的不断提高，真正优秀的小说作品必然会为更多的大众所接受和喜爱。二是对长篇小说文体形式的探索达到了新的高度。如果说80年代的小说家对文体的探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还不够全面和深入的话，那么，在90年代，文体的创新已经成为小说家们的普遍共识，尤其是一些比较成熟的小说家更是把文体创新放在了与小说内容同等的位置上，他们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体现出不同的文体特征，这是评论界所始料未及的。三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借鉴从“形而下”的模仿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创造阶段。小说家们不再盲目地照抄照搬，不再追求对形式的机械性移植，而是有选择地吸收最利于表现其思想情感的艺术手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有相当数量的小说作品已然体现出某种文体的超越意识，《务虚笔记》的独特文体创造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四是对民族形式的重新认同和接纳。在90年代，有些小说家对异域土壤中生出的诸多文体观念是否一定都适合本土文化和本土文学开始产生质疑，并将目光重新转向了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民歌、戏曲等广阔领域，试图从民族形式中寻找到新的创作灵感，虽然这种对民族形式的采用还不具有普遍性，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为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