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化的创作格局
1997年王小波英年早逝，给中国文坛留下诸多问题。王小波深受文学青年的自发喜爱，被视为献身文学和理想价值的典范。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叙述知青时代的另一种生活，那是反抗压制的生命自由的体现。王小波所有作品的主题实则是在探索即使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人如何去争得有限的自由。它把这个过程写得荒诞悲哀却又妙趣横生。从王小波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影响，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幽默冷酷，而王小波的幽默洋溢着戏谑和玩闹。袪魅与玩弄喜剧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总能在戏谑中播放出无尽的快感。
2004年姜戎发表《狼图腾》，这部小说通过对草原与狼性的书写，不只是重写了知青生活，更重要的是在反思中国的民族性格，试图确立中国人及其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民族精神，因此引发了数年的争议，也多年高居中国文学图书销售榜首。2007年，沉寂数年的王朔又现身文坛，出版了相当另类的《我的千岁寒》。随后王朔还有《与女儿们谈心》等作品，王朔反倒像是一个纯文学作家。
改革开放这40年来，中国的儿童文学日益发展，这表明中国的低龄化阅读持续进步，家庭和幼儿教育工作的成效显著，中小学对阅读更加重视。在这40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涌现出几代优秀的儿童作家，曹文轩无疑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儿童文学作家。2016年4月，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这对于中国的儿童文学乃至中国文学都是一项殊荣。曹文轩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他秉持自己的文学理念始终不渝而独树一帜。在新时期之初，曹文轩的小说《弓》就获得《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1983年，他出版长篇小说《没有角的牛》，1985年发表短篇小说《古堡》引人注目，并获得当年度《少年文艺》优秀作品奖。1991年出版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奠定了他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地位。90年代后期是曹文轩创作最为旺盛时期，他连续出版了成长三部曲《草房子》（1997）、《红瓦》（1998）、《根鸟》（1999）。进入新世纪，曹文轩的创作显得更加沉着，他的《细米》（2003）、《天瓢》（2005）、《青铜葵花》（2005）再次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实力。曹文轩多年来倡导文学的唯美主义品格。不管是讲述故事，还是刻画人物性格，不管是展示社会历史背景还是刻画现实生存情境，曹文轩着眼点在确立审美的肯定性价值，给予小小少年自我肯定的动能，最终体认到积极的精神价值。曹文轩是怀着一种使命感来创作儿童文学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他敢于亮出他的旗号：追求“纯美”的儿童文学创作理想，给予积极的价值追求。在曹文轩看来，儿童性并不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得面目全非，他认为有一种“永恒的儿童性”。正是这一体认促使他在作品里始终要发现人性的本真、善与美。
改革开放这40年来，中国的话剧艺术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新时期伊始，话剧最显著的特征就在于它鲜明的社会意识和强烈的时代感，《枫叶红了的时候》《丹心谱》《于无声处》等作品在当时都产生轰动性影响。到了1980年，这类社会问题剧却陷入了困境，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戏剧观”大讨论。这场讨论从1981年延续到1988年，其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是罕见的。“戏剧观”的讨论正是对戏剧可能性的一种探寻。这为“探索戏剧”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高行健无疑是这一探索路上引人注目的前行者。他企图找到戏剧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根本性的差异，他认为，戏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台上台下交融的气氛，在于那种“剧场性”。这种戏剧观为戏剧舞台冲破现实主义的限制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他与刘会远合作编剧的《绝对信号》突破了现实主义的时空限制，在当时取得了令人惊异的美学效果。探索戏剧在1985年前后达到高潮，降温之后的余热却永远留在了中国话剧的肌体里。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社会现实日益复杂，多元的文化取向赐予了我们一个复调的戏剧现场。这其中有主旋律主导下的以正面精神鼓舞人民的戏剧，有以大众消费文化为导向的通俗戏剧，也有以先锋姿态进行探索的实验戏剧。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锐意探索与实验的导演，其中以林兆华、孟京辉、牟森最具代表性。他们的努力使整个90年代的小剧场显得生机勃勃，他们丰富多彩的戏剧实验打开了当代戏剧发展的多个面向。如今，中国话剧已经走过了自己的百年历史。新时期以来的话剧，无疑是其中最令人激动的一段。它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喷薄而出，携带着时代赋予的激情给一代人留下了心灵的悸动。在90年代文化多元化和审美多样性的时期，话剧的探索愈趋丰富，新作不断，尤其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如《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恋爱的犀牛》《第一次的亲密接触》《郭双印连他乡党》《晃晃悠悠》《我不是李白》《单身公寓》《有多少爱可以胡来》《我要成名》《隐婚男女》《圆明园》《蒋公的面子》《窝头会馆》等等，在当代话剧的多样性的探索中，这些作品显示出贴近当代生活，富有改革开放时代的现实感，表现手法新颖，拓展出一片新的舞台空间。
改革开放这40年来，同样取得可喜成绩的是散文的发展。在新时期文学回归真实的潮流中，散文显得格外突出。首先是一批“归来”的老作家，纷纷选择了散文作为自己惨烈创痛的人生记忆最直接的表达形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巴金的《随想录》《再思录》，萧乾的《“文革”杂忆》，丁玲的《“牛棚”小品》，孙犁的《晚华集》《秀露集》以及被认为是新时期写“五七干校”生活“双璧”的杨绛的《干校六记》与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到90年代，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等秉承这一时期的追求人性和真实性的理念，以自己亲身经验来记录创伤、反思历史。这一时期有不少再版的散文作品颇受读者青睐，如傅雷的《傅雷家书》、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等。这些散文共同的特点是重视对个人经历和情感的真实叙录。汪曾祺写于不同年代的作品后来结集《人间草木》风格简朴清俊，文字简洁隽永，散漫中透着认真，平易中有洞见，思想单纯且纯粹。新生代散文创作的崛起，给散文创作注入了革新的活力。所谓“新生代散文”，主要指20世纪60年代出生、8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的散文写作群体。他们的写作表现新的散文意识，在选题立意、表达形式和语言修辞方面都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也表达了较强的哲学和文化意识，有效地拓展了散文的疆界。这一群体以大陆作者为主，也包括台港同代的散文作者。他们主要有苇岸、钟鸣、张锐锋、庞培、马莉、凌钝、樊善标、杜家祁、简嫃、林耀德、唐捐、钟怡雯、林幸谦等。在林非、佘树森、楼肇明、谢大光等人呼唤“散文革新”的形势下，出现了理论与创作的新潮流。与新生代散文开启的回到个人体验和文化哲思的潮流相呼应，80年代末9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批集中于书写女性生命体验的女性散文。代表作家有唐敏、王英琦、斯妤、张抗抗等。超出以上范畴的代表性作品还有苏叶的《总是难忘》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当代中国，在散文领域影响最大的要数余秋雨、贾平凹和周国平。在散文写作中，周国平注重对生命经验的体验和感怀，从这些感怀中，再去表达他的思考理路。贾平凹提出“大散文”观念，认为散文应该“还原到散文原来的面目，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他的散文最为突出之处在于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情趣格调，得天地山川渺茫之气。余秋雨几乎被认为是当今中国散文的“教父”，他的《文化苦旅》可以说是散文阅读市场的《圣经》。余秋雨的读者甚众，争议颇多，但我们依然要客观地看到余秋雨散文的意义和价值。余秋雨文化散文的独到之处在于把文化考据与人文反思结合起来，开了“文化散文”（或“大散文”）先河。老作家汪曾祺的散文文字简洁、笔法隽永，散淡中透示浓浓旧意。汪静之的散文不多，但意味绵长。年青一代的散文家以其对汉语言的敏锐，切入散文的哲理化与思想的先锋性这一场域，如张锐锋、周晓枫等，赋予散文这一体式更充足的表现力。这一时期还有“学者散文”，显示出与“文化散文”颇为不同的特性。“学者散文”更倾向于学术随笔，讲究学识和体悟，通常是点到为止，耐人寻味。代表作家如张中行、孙绍振、南帆、陈平原、丁帆、刘小枫等。网络时代的到来，也使得对散文的研究和阅读面临着很多新鲜而复杂的状况。一方面，网络上的博客散文写作更加自由、丰富、多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在散文的文体规范、阅读期待和研究途径上向传统文化秩序提出了挑战。
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文学，历经了代际的替换。“新时期”由“归来的右派”主导，随后知青一代在伤痕文学和朦胧诗，以及“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上开掘出一代人的文学，这代人主要是50后这代作家。在追赶现代派的潮流中，60后那代作家崭露头角，以先锋派的姿态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60后这代作家走向成熟，留给70后作家的则是无比困难的道路。70后的作家主要有：徐则臣、鲁敏、乔叶、冯唐、阿乙、张楚、石一枫、盛可以、慕容雪村、弋舟、李红旗、曹寇、李寻欢、李修文、付秀莹、戴来、安妮宝贝、尹丽川、金仁顺、朱文颖、魏微、田耳、卢江良、宁财神，等等。看得出来，他们人数众多，各有特点，要在群体中高出一截并不容易。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们未经历剧烈的历史变故，他们的历史感的背景并不深厚，身上的传统烙印并不深重，他们的反抗和追寻都很难做到激烈的绝对。但他们在文学革新后的现有的境遇里寻求自己的路径。这代人的文学起点高，天生没有建制的观念和束缚，他们的文学更多属于文学自身的自然品性，或者说，他们是在自然的状态中长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经验，尤其是他们和当代世界的文学经验具有自然的融合界面。
80后作家登上文坛和网络文学的兴起，重构了中国文学的格局。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率先影响同代人及更年少的读者，随后又有颜歌、笛安、姚良、春树、冷宁、刘一寒、安意如、徐小雯、蒋方舟等各显身手，已经在酝酿这一代人的文学格局，他们在网络和图书市场上有自己的舞台，在新媒体兴盛的大潮中自在漂流，当代中国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化和建制化的生产传播方式。文学的前景不再是依赖艺术创新的可能性，而是电子科技革命和新媒体空间不可估量的革命趋势。
正是改革开放触发了科幻文学的历史新起点。1979年童恩正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我对科幻文艺的看法》，科幻文学伴随着中国科技和科普事业的发展一步步行进。叶永烈的儿童科幻作品《小灵通漫游未来》、郑文光《飞向人马座》、童恩正的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代表了新时期的科幻文学的成果。作家阿来在成都主编《科幻世界》（SFW），推出了一大批科幻作家。其中优秀的如苏禹、星河、刘慈欣、王晋康、韩松、唐风、姚海军、钱莉芳、罗隆翔、何夕等人。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刘慈欣的创作。2015年8月，刘慈欣凭借《三体》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作家首次获该项奖。长篇小说《三体》在小说构思上，还可以看出传统文学的影响。小说打开的世界具有双面性，这就是宇宙史和人类史的结合，尤其是人类史始终作为一个精神底蕴。《三体》的叙述从“文革”历史开始，一步步进入宇宙空间，这个历史的转变是人类史向宇宙史的转变。西方的科幻小说基本上都是宇宙论，在宇宙论的意义上，刘慈欣还有历史观的意义，他始终怀着人类的记忆，所以他小说的主人公章北海身上有宇宙时间的组合——冬眠，这种时间的处理表明了刘慈欣的小说带有的文学转型的印记，也是他处理时间的独特方式——西方硬科幻文学不采取这种处理时间的方式。刘慈欣当然也可以依赖于宇宙时间来处理人的存在、小说中的时间和进入宇宙时间的方式。小说中的章北海醒过来还记得人类的历史，所以《三体》里面带有人类史的记忆，这使它又带有浪漫主义怀乡情感。章北海感到痛楚的一方面是让地球毁灭，其实对于宇宙论来说，这种毁灭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这不重要。对于茫茫宇宙来说，地球肯定是会毁灭的。在科幻文学的故事中人物可能是不死的，所以科幻文学要解决的是在宇宙论的基础上，人类有没有可能进入宇宙，获得宇宙的存在。科幻文学作家的超前性就在于预言式指引文学改变感知现实的方式，我们按照科幻文学的方式来塑造我们面向未来的想象。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三体》率先思考人类未来的命运，作者试图站在宇宙论的基础上理解这个问题，这是科幻文学了不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