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小说观念变迁

刘玉栋

文学是一种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必然受到社会生活中种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特性。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纵观当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这一重大现实，成为影响和改变当代文学观念的重要因素。自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便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许多作家开始把创作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一边关注着现实中的改革发展，一边在文学中发表自己的种种思考和设想。改革开放这一重大社会现实开始影响或者改变作家的创作理念。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风靡一时的改革文学创作。改革初期，大家对改革的热情空前高涨，全国上下一片拥护改革的呼声，这一时期的改革侧重于改掉旧体制中不适合现代发展的因素，表现在文学观念上就是侧重于揭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肯定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在文学形象上塑造高大全式的强人形象，大多是自上而下正面描写改革中的各种举措及矛盾阻力。如蒋子龙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小说描写某电机厂内部改革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与阻力，作品中那位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电机厂厂长乔光朴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以至许多工厂挂出了“请乔厂长到我们这里来！”的长幅标语。《乔厂长上任记》虽然在艺术上还显得比较粗糙，但激情无疑弥补了这一点，而且主人公乔光朴的形象以其“硬汉子”的性格力度和改革家的胆识与气魄也备受读者的喜爱。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路数基本一致：虽然官僚主义问题很大，但是英明的主人公基本上能克服重重困难，并取得阶段性胜利，即使要面临更大的风雨，也要强调主人公那种打不倒的顽强精神。

随着改革的深化，作家们反映改革的视野更加阔大、眼光也日益深入；在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同时，作品更注重剖析在改革中日益显露出来的国民身上的落后的文化因袭，表现改革对人的传统价值尺度的冲击，揭示商品经济冲击下旧有生活方式的逐渐瓦解，以及所有这些在人的心灵上产生的强烈震动。这既是改革文学的深化，也是文学使自己不再附庸于政治的一种努力。这一阶段主要关注改革对整个社会尤其是人的思想、道德、伦理观念带来的变化。影响较大的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张洁）、《故土》（苏叔阳）、《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张贤亮）、《新星》（柯云路）及山东几位作家的作品，像中篇小说《老人仓》（矫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秋天的愤怒》（张炜）等。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以农村青年高加林的悲剧，深刻地写出了商品经济对传统农村文化的冲击。一些作家开始致力于揭示农村改革中所受阻力并剖析其产生的原因，一些优秀之作甚至触及在改革中发生变异的中国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层面。这一过程，是不断深化的。如早期出现的短篇小说《乡场上》讲述不再靠借贷度日的农民，终于挺直了弯了多年的脊梁；如《秋天的愤怒》塑造了俨然一方宗主的农村干部肖万昌的形象；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改革的阻力则不仅来自国家政体的一些弊端，农民在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下自身形成的顽固惰性也是阻碍改革的重要原因，如《腊月·正月》中描述了乡儒韩玄子对“致富”后的王才不可理喻的百般刁难——前者与后者从前并无任何矛盾，他刁难后者表面上看来只是出于对“奸商”发财的不满与嫉妒，对自己地位受到侵犯的担忧而已，但实际上则反映出中国长期以来宗法制社会残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心理，在面对新的社会体制时感受到强烈的冲击。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随着改革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深层，此时作者的创作已经不再有改革小说中的意气风发，但却明显增加了对社会问题思索的深刻性。

提到改革文学，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偏颇的认识，认为改革文学是主流意识形态号召下的创作，缺失了创作的文学性。不可否认，前期的改革文学确实存在一些创作上的问题，但是进入后期的文学创作，侧重于揭示改革深层的小说已经超越了改革文学的范畴，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涉及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土地”，因而1979年后，土地承包和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掀起了一次经济和精神上的巨大变革。许多敏感的作家便抓住拥有土地支配权后农民的新状态进行了大量的创作。代表作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像》、张炜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蒋子龙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贾平凹的中篇小说《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等都成为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优秀之作。

1985年以后，“改革文学”在题材、视角上更加多元化，初期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淡化，作为一种新思潮、新现象的“改革文学”已经结束。但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仍层出不穷。

当下的社会现实是改革依旧在进行，现在的改革开始深入到经济、社会、文化、体制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文学上就是重大现实类题材文学作品的出现，文学开始反映当下的家庭婚姻生活、官场体制改革、反腐、农村现实生活、打工群体等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如反腐题材中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的创作，与我国当下反腐败的社会现实有关，从本质上来讲，国家层面对反腐败的要求和民众对这一政策的拥护成就了反腐剧，这也是文艺创作直面社会现实、参与当下真实生活的必然结果，正如编剧周梅森所强调的，在反腐这个宏大的时代主题面前，文学不能缺席。与20世纪90年代的反腐剧相比，《人民的名义》在塑造人物、情节脉络、艺术创新、精神思索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更加接近真实、贴近生活，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当下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王十月的《无碑》成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以文字为小人物竖起一块碑，主人公老乌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但始终坚守正义与良知，真实而艺术地反映打工族的人生境遇和思想情感。这些作品从社会各个层面展示和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体制改革下人们生活的观念变化，借由文学观念的变化来展示社会变迁。

上面是一些具体文本的分析，纵向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对文学的影响与发展，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经历了从疏离到回归的过程。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作品成为主流。“三贴近”的实质是贴近人民大众的生活和他们所从事的实际斗争。现实生活包括历史的和当今的，永远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是文学灵感所由生发的丰腴土壤。离开丰富的现实生活，要写出具有丰厚内容的作品是很难的。应当说，近年大量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大多深深扎根于不同的生活土壤中，即使充盈想象、虚构性很强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根据。（二）文艺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经历了从近到远的过程。与此相关，创作方法也发生着变化，力求叙事艺术和语言做到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统一的创新。我国长篇小说在20世纪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是以大量引进外国特别是西方小说的现代技巧和文学语言特色为潮流的，从而使长篇小说的艺术表现张力得以大大扩充。其间出现了两次过于欧化的弊端。近年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不乏在艺术上的创新，却鲜有让人读不懂或读不太懂的。因为它们的创新多兼顾现代化和民族化，中国元素和传统的创作手法也越来越受到本土作家的重视。（三）媒介手段的变化，使文艺从精英走向大众，从纯文学走向泛文化。网络、微博、微信的出现，使得文学传播的创作也越来越大众化。另外，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阶段性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全面展开之后，“世俗化”和“物质至上”倾向对中国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使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坛出现了一些令人焦虑的问题，如文学创作中的物质化、庸俗化等问题。

文学创作从来都不是个人的私事，作为作家，文学创作者要有责任和社会担当，敢于反映当下社会的种种变化。另外，社会现实变化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作家的文学创作，在深切感受这种变化的同时，还应当保持作家创作的价值准绳，既能准确诚实地反映这种变化，还应当自觉警惕偏离规律和价值准绳的不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