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叙事与讲述中国故事
90年代后期以来，“乡土文学”概念受到重视，这与现代性理论的兴起相关。只有在现代性、全球化以及城市化的社会进程中，人们才会强调“乡土”，才会试图关怀“乡土”的价值，并且以“乡土”来与城市或“现代”对抗。当然，90年代以来的被称为“乡土文学”的作品也是多种多样的，并非都是在有意识地进行“现代性反思”。我们之所以试图用“乡土”来描述90年代描写农村的作品，是因为它比“农村题材”这一概念更宽广、更具有文化上的内涵。正是因为表征着中国文学最具传统性和基础性的“乡土叙事”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已然发生的内在的根本性的变革。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道路的迷离扑朔，中国作家在这条道路上无力强攻，90年代后期直至新世纪，转而回到乡土，回到传统民间，回到底层和苦难叙事，从这里找到更切实可行的根基。历史的权宜之计，或许是它是其所是的命运。
陈忠实1993年出版的《白鹿原》一鸣惊人。两个家族惊心动魄的争斗又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冲突，使得整个故事更加雄浑奇崛。对《白鹿原》评价几乎众口一词，把它看成是民族的史诗。它既具有历史的实在性，又有独自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他把农业文明的衰败和现代到来的酷烈交错在一起，展现出中华民族在20世纪走过的令人惊惧的精神历程。作品对农村生活的表现，塑造的白嘉轩等理想人物形象，其语言的饱满和细节描写，使其无可争议达到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
相比《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引发的影响和争议则要大得多。《废都》在90年代初试图复活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美学，甚至想塑造中国传统文人的形象。贾平凹笔下的庄之蝶，既才情横溢，又放纵不羁；既正直仁义，又男盗女娼；既感时忧国，又色欲颓废。这是把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文人混淆一体的形象。贾平凹后来寄望于“美文”，显然就是呼应他的潜在主题，只有传统精神文化价值，传统美学才可拯救当代文化的颓败。《废都》之后的《秦腔》则是21世纪中国乡村的土地挽歌。前者是精神与文化，后者是物质与生活。《秦腔》中，贾平凹逃离了规范化的乡土叙事，不再具有历史的深度关怀，不再有一种文化的自在沉静，而是一种“无”的态度。贾平凹随后又有《古炉》《怀念狼》《高兴》《带灯》《极花》《老生》《山本》，这些作品或关怀现实，或书写历史，显现出贾平凹巨大的创作才情。这些作品每一部都有新的探索，都有其开掘历史和生活的独特角度和深度。贾平凹越来越朴拙着实的写作中，包含了他对世界文学优秀经验的自觉吸纳和转化。他在回归乡土生活的朴素性的同时，也在接近乡村中国的那种原初性，他思考的主题终于愈趋明朗：那就是如此古朴的土地上何以会演绎出如此激进而惨烈的现代性大戏？他在2018年出版的《山本》就是以最为惨痛的故事吐露了历史的真相实情。
在众多的对乡土中国书写的作家中，张炜无疑是最有立场也最有内在性的人。最有立场，是说他的价值观念非常明确，他始终以乡土中国的人伦价值来反思现代性，并作为反思现代性的精神归宿；说他的作品具有内在性，是因为他的作品始终向着乡土价值的深处探究，不停地质疑。张炜在80年代中期以《古船》闻名，1995年的《柏慧》也是一部主观性叙述很强的作品，以精神逃逸的方式对现代文明进行批判，这构成了张炜90年代以来的小说的主题及其叙事方式。
2010年，张炜的10卷本长篇小说《你在高原》出版，450万字的篇幅可以说是汉语小说的鸿篇巨制。这部作品涵盖了张炜20年的创作，其成就和意义都值得重视。要说这部作品的艺术上的特点：其一，“我”的叙述穿越历史。叙述人可以在历史中穿行，这是在宽广深远的背景上展开的叙述，有一种悠长浓郁的抒情性语感贯穿始终。其二，沟通了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给当代汉语小说带来饱含激情的叙述。就这一点来说，张炜是少数真正创造性地转化了俄苏文学传统的中国作家，他深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肖洛霍夫的影响，却又将他的个人气质转化为更具主观性的叙述方式。其三，人文地理学、历史叙事与自我的反思构成的立体叙事空间。其四，对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反思和“注视”的经验，例如第五卷《忆阿雅》。这部小说不只是反思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反思父辈的历史，同时也写出“我们”的历史，写出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命运。小说在如此大的历史背景，如此苍茫的地质学和人文地理背景下展开，却有非常细致的叙述穿行于其中，那些感受也是自我与当下的交流，我以为这得益于张炜注重对“注视”的表现。在小说叙述方面，张炜已经磨砺出自己的风格，也把汉语小说的艺术推到一个难得的高度。
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无疑也是当代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韩少功1996年出版《马桥词典》，他用“词典”的形式，试图把小说的叙事降低到最低限度，尽可能简明客观地叙述出乡土生活的质朴状态。韩少功要退到语词背后，要给予语词以最直接接近乡土生活的原生态。
乡土文学叙事在21世纪最初几年的深刻变异，已经预示着乡土文学叙事趋向于转型，而这一转型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包容了可以转化为中国文学经验的世界文学经验，尤其是现代主义的经验。一个时代的文学所达到的高度是由它的大作家和大作品来标明的。在我看来，在中国21世纪初的乡土叙事方面，莫言、铁凝、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阿来就是这样的标志性的作家。
刘震云对中国当代乡土叙事所做出的反叛是无人可比的。从《故乡天下黄花》到《故乡相处流传》，可以看出刘震云在9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重新改写乡土中国历史叙事的意义，他把反讽引入到乡土叙事中，完全改变了乡土中国叙事的格调。2009年出版的《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对中国乡土进行独特书写的作品，其叙述的展开充满转折和延异，不只极富乡土中国的经验，也最能体现汉语写作特性。我以为它是汉语的天成之作，也是幸存的意外之书。
莫言从80年代中期《红高粱》家族暴得大名以来，他的写作始终在他自己的道路上展开。90年代后期出版的《丰乳肥臀》叙述乡土中国的历史总是在惨痛中透示出神采飞扬的感觉，那是一种自虐的快感。2001年的《檀香刑》实际上讲述的是中国近代民间社会与官府和德国列强构成的冲突，由此描写近代中国民间社会遭受的深重灾难，揭示在西方列强压迫下中国艰难的现代性转型。2006年的《生死疲劳》一如既往地无拘无束，对乡土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书写采取了全部戏谑化的表达，莫言以他的特殊方式打开历史之门，看到历史的荒诞性和悲剧性。2009年，莫言出版《蛙》，以姑姑的故事为视角，讲述了新中国近60年乡村生育历史，尤其是近30年来的计划生育的惨痛历史。姑姑的命运遭际，她的果敢坚决，以及她后来的忏悔的内心隐痛，这些都表达了莫言对中华民族在这个阶段的生命历程的痛苦思考。这部作品体现了莫言叙述和语言风格向朴实平易转向的特点。笔调依然细腻，时有飞翔放纵之感，但内敛节制的那种能力在逐渐生长。当然，总体上来说，莫言小说的叙述都充满了任意挥洒的快感，语句或语词并不只是为了讲述故事、表达主题或思想，而是给予语词追求自身快乐的自由，给予语词以生命，让它们神采飞扬，甚至胡作非为。莫言的才华就体现在他能“乱中取胜”。
在莫言涌溢而出的小说语言中，我以为他在创造一种修辞性叙述的语言表现方式，他可以在叙述中交付给语言自身，从而形成一种修辞的美感或快感，甚至可以用这种美感和快感来推动叙述，使叙述获得自由的、开放的甚至任性的动力。《红高粱家族》的叙述就充满了语言的狂放，词与词之间，词与物之间的自由连接，不断开启着人物行动的空间和故事伸展的情境。这种修辞性的叙述有意制造一种审美上的张力，不只是讲述故事或叙述行动的过程，而是要建构一种情境。例如，把暴力表现与抒情描写结合在一起，使暴力获得一种奇异的美感。历史正义的理性评判在暴力面前难以表达，但通过修辞性叙述制造的美学张力，使暴力的非法性变得模糊。莫言这种修辞性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先锋派群体的叙述方式，尤其是苏童就同样有追求抒情性叙述的热情，例如苏童的《罂粟之家》等作品，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也是如此。
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无论如何对于中国文学都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件，它是中国文学获得世界承认的重要标志，它促使西方社会更重视中国文学，也使中国文学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走向世界，甚至也使国内的评论界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
铁凝于2006年出版《笨花》，这是一部皇皇历史巨著，一部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史和乡村史。但乡村的故事不再只是农耕种植，节庆习俗，婚嫁丧葬，风土人情，而是一个人的遭遇，一个家族的命运，一个村庄的盛衰——它们被深深嵌入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历史之中。
阎连科一直以他的方式执拗地书写乡土中国的痛楚，把历史与政治混为一体，这是他的乡土叙事具有纵深感的缘由之一。阎连科的小说叙事在90年代有长足发展，他一步步逼近更本质的问题，去质问历史压力之下人类生存所走过的困境。2003年的《受活》使阎连科的文学生命突然爆发出无穷威力。《受活》对革命历史的继承、发扬、转型问题做如此独特的洞察。在这一意义上，这无疑是一部“后革命”的神奇悼文。在一部全面展示和嘲弄虚假、残缺、苦难和顽强的作品里，阎连科试图表达最高的正义，表达真挚的人道关怀。
正是改革开放的历史促进了中国文学的自我革新和开放，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格局中，我们如何去看待中国文学依然要促进的那些变革和探索，我们隐约可见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内化式转化依然困难重重，本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存在的长期不能逾越的障碍还有待一点点拆除，当代中国文学才可能具有更深厚的艺术力量，并且创造出更有质量和更有高度的美学品质。不只是以美学上的奇异性获得世界一席之地，而是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关切的难题的把握，真正成为世界文学中的有独特文学品性的一部分。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阿来们已经做出了一种开创，那一度平息的世界文学的精神在他们的文本中闪烁，它是引诱、召唤，在文学重新出发的暗夜里，它是对汉语言文学的未来的预言。这样的事业需要更年青一代的作家有大的担当。这里不再需要传统/现代、中国/世界、乡村/城市、西方/东方、现代/后现代等的对立来展开叙事，而是有更加自由而多样化的方式，以更加独特的中国力道来展开汉语写作，这也意味着汉语言文学在21世纪才有更大的可能性，它有可能更为自由自觉，也更为广阔地去开启自己的未来面向。
2018年7月26日改定
于北京万柳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