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十年（1998-2008）：裂变期征候式人物：韩寒 卫慧 天下霸唱
麦家在2008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说过一句话：“在2000年以前，江山其实已经定格了，现在我是要另立山头。”
事实上，麦家本人获得茅盾文学奖，确实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另立山头”——无论是他获得茅奖的《暗算》，还是获奖之后出版的《风声》，显然都应该归入“通俗小说”即类型文学的范畴。《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说明文学体制正在调整自身的标准与策略，一向以深度化、高尚化为追求的传统文学生产机制，正在放下身段，打开闸门。而在2007年，中国作协招收的新会员中包括了郭敬明、张悦然等“80后”作家，这起被称为“作协扩招”的事件引发了不小的争论，但文学体制向新的文类、新的作者、新的资源开放的态势已经势不可当。
这个十年之中，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与上两个十年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日益边缘化，甚至难以进入公众的视野。但另一方面，文学因素并未从公众精神生活中消失，相反，大众以亚文化的方式，推举出自己的文学偶像。
这个十年最具征候意义的作家无疑是韩寒。韩寒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是“青春文学”的偶像，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表达符号与新兴网络媒体的完美结合，成功地跨越了“媒体之墙”。韩寒的兴起与隐没，正代表了这个时代思想界和公众之间的隔膜与互动。
当他用“文坛是个屁”掀起“韩白之争”时，当他引领万千网民向“梨花体”开战时，韩寒扮演了一个传统文学体制的叛逆者——而这种形象正应合了“文学”的边缘化态势。韩寒的追随者与欣赏者愿意相信，他们唾弃一个虚伪的、自闭的文学小圈子，同时将重建一个基于“常识”的文学新世界。
更能体现“文学新世界”的，是网络文学的强势崛起。网络文学最早的“三驾马车”（宁财神、李寻欢、安妮宝贝）皆出自1997年成立的“榕树下”文学网站，日后无一不成长为大众文化的宠儿，横跨出版、影视剧、综艺等泛文化领域。但网络文学真正的独立成军，还不仅仅在于麦家、蔡骏等人开启的“类型文学”遍地开花，而在于出现了“跨类型写作”的神作——这样，它才能从亚文化消费群进入大众文化的主流，比如天下霸唱的《鬼吹灯》。
《鬼吹灯》遵循了畅销类型小说的写作模式：封闭空间的历险，同伴之间的互助与背叛，奇幻不可知的世界，步步为营的解谜过程。但与国外成功的类型小说相比，《鬼吹灯》上述方面的表现实在不算精彩，它的情节相当粗糙，知识表述支离破碎，也根本无心对旅程、墓穴、深谷等环境做细致的描摹——这或许是网络连载的特性决定的。作者甚至没有心机构思一个真正的大谜（像《哈利·波特》那样），而是匆匆地跳出来交代前因，用一个又一个小谜将情节努力向前推进。然而，《鬼吹灯》由网上走到网下，变身年度畅销书，实现了网络小说空前的成功传播，在于它整合了许多不同的资源，提供给不同类型读者以不同的想象空间。
另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是女性写作。1999年，卫慧发表了《上海宝贝》。与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女作家如王安忆、铁凝不同，伴随着女性主义浪潮成长的女性作家，不再追求“半雄半雌的头脑”（黑格尔）。陈染、林白举起了“私人写作”的大旗，走得更远的或许是翟永明等人的诗歌（其回响直到余秀华）。而更年轻的卫慧与棉棉，在文字里将欲望释放到了某种极限。文学不再承担社会道义与思想阵地的使命之后，女性的份额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升，终于，“文艺女青年”成了中国文学受众的主力军，即使在网络时代，女频的文学含量也普遍高于男频，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成功率更是让男频望尘莫及。
在21世纪初的多次文学阅读评选中，路遥《平凡的世界》总是高居榜首，而金庸的位置也总是与鲁迅不相上下。2007年的文学阅读被媒体总结为“男盗女穿”，纸贵一时的《鬼吹灯》《盗墓笔记》《梦回大清》《步步惊心》不仅销量惊人，也是接下来十年影视改编的热门类型。而通常不被计入“文学”领域的跨门类作品，无论是韩寒的博客文字、于丹的《〈论语〉心得》，还是《明朝那些事儿》，打动人心的法宝，仍然离不开文学的元素。这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当代文学正在发生裂变，不同的亚文化群落形成封闭的生产-消费循环，那些2000年前占据文学江山的作家与背后的体制，不再是“当代文学”唯一的选择。
2007年，媒体疯狂炒作一位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顾彬将“现代文学”（1919-1949）比为“五粮液”，而将“当代文学”比为“二锅头”。这种观点无疑为质疑“当代文学”的声浪火上浇油——80%以上的接受调查者认同顾彬的看法。细究公众对当代文学的愤怒，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对于文坛体制的抨击；二是对于市场化文学的厌恶。这种愤怒背后映射的，其实是整个社会对文学功能与角色的认知混乱。文学应该承担社会公义吗？作家应该追求高雅格调即成为“灵魂工程师”吗？市场应该成为文学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吗？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慢慢地飘散在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