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十年（1989-1997）：拉伸期征候式人物：王朔 汪曾祺 王小波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1997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它的标志性在于：第二个十年的三位征候式人物，都在那一年终结了自己的写作。
首先是1997年1月，王朔去了美国。王朔是第一波把文学和商业结合起来，并且取得成功的作者。从1988年末到1989年初，有四部根据王朔小说改编的电影推出（据说最初的计划是八部），1988年因此被电影界称为“王朔年”。
从那时开始，一方面，王朔成为前所未有的、只属于大众文化的宠儿，从《渴望》开始，到《海马歌舞厅》《编辑部的故事》，再到《我爱我家》《甲方乙方》，王朔为这些热门火爆的影视剧担任策划与编剧，参与度前所未有地高。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朔作为一个拒绝崇高、拥抱俗世的符号而被高度赞扬或大加挞伐。这种热度与反差，足以让他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代表性人物。因为这种现象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面对转型时内心的焦虑。
与从来没有被当作精英的王朔相比，在市场的光照之下，凭借实验性写作声名鹊起的一部分先锋作家幡然醒悟，改变叙事策略来“找回读者”——余华、苏童、叶兆言一转身成了“新历史小说”的主力，在对历史的重新叙述中，结合传统叙事技巧与现代怀疑精神。
王朔1997年的出走，标志着这位大众文化的先驱与中国的文学现实从此隔离。而文学以及影视中的都市书写，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97年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4月11日作家王小波的逝世。王小波代表另外一种传统——他饱受西方文化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将这种资源重新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密切对接，增补了中国文学里一向缺乏的“狂欢传统”。“狂欢”之前并非不曾现身于中国文学，鲁迅的《故事新编》即有过这种闪光，但是中国文学整体是压抑的，狂欢的闪光没有办法变成火焰。
如果说汪曾祺是在一片深沉阴郁之中努力挖掘人性的美善，那么王小波则以狂欢式的消解去挑战无边的黑暗。这种消解又与王朔不同。王朔的消解是一种“躲避崇高”（王蒙），因此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姿态，作品中的狂欢也仅止于语言的狂欢，而王小波作品中制造的黑色幽默，是将荒谬发挥到极致，同时尊重个体体验与常识。王小波去世时，发表作品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其作品对于他去世后的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有着惊人的影响力。
紧接着是汪曾祺，逝世于1997年的5月16日。汪曾祺的重要性在于他完成了现代文学跟当代文学之间的打通，但也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这两者。他在1991年曾有言：“我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汪曾祺本人来自乡土，在1940年代的西南联大受过相当完整的西方文学教育与哲学影响。他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才华横溢，但还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表达，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一声苦笑”。
而当汪曾祺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动与社会实验，再回看中国的乡土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写出《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时，他获得与鲁迅、沈从文一样的眼光，是一个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回头重新审视乡土，而又能够对于“乡土”与“西方”都有所超越。汪曾祺并没有描述乡土权力结构的野心，不采用鸿篇巨制，对乡土社会也不采取进步/落后的二元化批判姿态，而尝试去深入理解乡土社会的肌理与人情。恰恰是这种自觉的选择，使汪曾祺以短篇小说和散文的方式，完成了对乡土社会的现代书写。
还应该提到汪曾祺对现代汉语的改造。他的语言，是传统文章与新文学共同滋养的产物，摆脱了民国时期西化的艰涩与险怪，也洗掉了1949年之后叙事的制式与空泛。他让人知道如何用白话写出直接中国传统又带着西方文学基因的现代小说。
1993年汪曾祺面对香港记者的访问，曾经表示“面对商品大潮，我无动于衷”。当时这话被视为一位老作家的负气之言。而今回头看来，既非鄙夷，亦非欢呼，汪曾祺或许说出了一个终结式的预言。在他之后，中国文学已经没有了无动于衷的本钱。正如汪曾祺的另一句预言“短，是对现代读者的尊重”，在新世纪将以一种奇特的逆反方式得以应验。
中国当代文学的传统，在汪曾祺、王朔、王小波的手里，被拉伸得更为宽阔。不是先锋派百舸争流的热闹，而是写作领域实实在在地向前、向上、向外、向下的超越。伴随着他们的离场，1997年可以被认为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终结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