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与创新——“现代主义”文体走向成熟

新世纪具有现代主义价值取向的长篇小说总体上并不多，这种现象与大多数小说家创作理念的转型有关。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唯文体论”的叙述革命之后，活跃于文坛上的众多小说家对小说形式的兴趣开始弱化甚至丧失，中规中矩的传统写实手法在他们笔下又获得了新的生机。尽管在这些以“日常叙事”为主要审美向度的长篇小说中，依然有某些作品存在一定的形式探索意味，但却无法掩盖长篇小说领域整体上单调、乏味的文体现状。对于这一点，文学界的普遍共识是，由于“写什么”已被搁置过久，而“怎样写”却又走向了非理性的极端状态，所以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和采用自然是小说家们走向理性和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样的解释当然不是没有合理性，新时期以来，人们在对小说文体的实验过程中，的确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现实内容的表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的缺憾。因此，重新将创作视野投入到现实当中来，本无可厚非。可问题是，表达对当下现实的理解，却并不就代表着只能以现实主义文体来构建小说文本。内容和表现内容的文体形式其实是两回事，一种内容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一种形式也可以表达多方面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写什么”和“怎样写”并不矛盾。所以，以上的“共识”就未免牵强了。由此，我们不禁怀疑，如此众多的小说家之所以后撤到现实主义文体当中，是否是因为他们在文体探索的道路上感到江郎才尽、力不从心了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并为之揪心的一个问题。

幸运的是，在新世纪文坛上，还是有极少数作家并未随潮流而动，仍旧守护着这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学新地，让灵魂在叙述和语言的天空中，自由驰骋。莫言的《生死疲劳》《檀香刑》，格非的《人面桃花》，阎连科的《受活》，李锐、蒋韵的《人间》，便是这文学新地中开出的奇异花朵。这些小说不仅承续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先锋实验中已经较为成熟的艺术经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积极整合的趋势。事实证明，作家们的这种努力取得了不容置疑的成绩。

首先，繁复多变的叙述方式和多重交叉视角的相互糅合是新世纪现代主义长篇小说的共同追求。

其次，艺术表现手法的中西结合也是这一时期现代主义长篇小说的可贵尝试。

其三，本土化语言叙事策略得到成功运用。

总之，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在文体上的创新意识普遍不足，大多数小说家沉湎于“日常叙事”的创作范式当中，希图用这种最传统但却曾经被人们一度搁置的写作方式，产生所谓的“陌生化效应”，其结果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挑剔的专业读者对整个小说界几近冷酷的漠然和逃避。固然，长篇小说的写作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讨好批评家，但批评家却又毕竟是文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在环节。这或许正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任何有效地重新召唤作家们在小说文体创新方面的满腔热情，事实上，已经明显地成为制约影响长篇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有作家从我们对这一时期长篇小说文体整体状况的描述与分析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进而尽早寻找到可以摆脱现有写作困境的合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