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批评的开放与更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以批判文革为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宗旨，文学理论和批评当仁不让地在这样的历史反思中充当了前驱的角色。张光年的《驳“文艺黑线”论》（1978），可以说率先开启新时期的文学评论。随后，周扬发表《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79），把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并列为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一部分有勇气的理论家从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反思出发，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提出人性论与人道主义，重建“文学是人文学”的理念，从而给予“新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以富有历史感的内涵。朱光潜率先发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这就开启了人性论禁区之门。顾骧的《人性与阶级性》、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则显得更加尖锐。这些争论导致思想领域的交锋，最终以胡乔木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话给讨论划上阶段性的句号。
朦胧诗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思想和情感的新维度，公刘发表的《新的课题》（1980）最早给予朦胧诗积极评价。几乎同时期，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对“朦胧诗”进行严厉的批评。对青年一代诗人进行有力肯定的当推“三个崛起”：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随后孙绍振在《诗刊》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1981）；1983年初，徐敬亚发表文章《崛起的诗群》。这些文章把朦胧诗的出现看成一次诗界的划时代变革。
8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得以活跃，得力于国外的思想文化进入中国，尤其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示范之下中国的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兴起。袁可嘉主编的多卷本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影响一时，中国作家人手一册。关于“现代派”理论论争构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创作与评论的一个发展契机。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直接成果就是：先是“朦胧诗”和前卫艺术运动的勃兴，随后是“新潮小说”的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与对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方面的引介同步，理论与批评的引介也在进行。“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乃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在引介之列，一时间蔚为大观。很显然，我们是在短短几年时间，浏览了西方半个多世纪的理论成果。
在理论上，西方现代派文论还只是理论引介，在当代思想文化中起建构作用的观念，还是来自从现实主义内部开辟出来的论域。例如，经过李泽厚和刘再复的阐释而成为一个时期的主导理论的“主体论”，有效地推进了中国文学评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初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承担了思想解放运动前驱的重任，毋庸讳言，这个时期的理论与批评是以“改革派”（右派）与“保守派”（左派）来分野的，其核心分界点在于以“人道主义”为标杆，对西方现代派的容忍为尺度。老一辈的理论家批评家，如周扬、冯牧、荒煤、朱寨，以及稍年轻一些的刘再复、张炯、谢冕、钱中文、王春元、顾镶、洪子诚、何西来、孙绍振、蒋守谦、蔡葵、何振邦、张韧等人，都对“新时期”的文学作出不同的批评与阐释。然而，批判文革和倡导人道主义，强调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则是他们共同的主张。文学批评实则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在批评分化的同时，理论也趋于变革之中，一方面是正统派的林默涵、程代熙、陆梅林、侯敏泽、董学文、郑伯农、严昭柱等人，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唯一性解释，对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批评与创作现象给予尖锐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寻求理论改革与创新——有所突破，有所更新的阵营。如钱中文、乐黛云、童庆炳、杜书瀛、曾繁仁、许明等等，他们着眼于吸取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兼收欧美文学理论，修正来自俄苏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致力于充实和打开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内涵，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此时呈现出真正的开放势态。
80年代上半期，有一批年轻批评家崭露头角，他们的批评不只是反思文革，表达新时期的时代愿望，而且能够深入到作家作品内部进行文本细读。他们的努力使现实主义原本的批判性和控诉性的政治话语，转向更具有文学性的审美批评话语。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是中国现实主义的复归。雷达、曾镇南、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丁帆、孟繁华、潘凯雄、贺绍俊、季红真、程光炜、王鸿生、李洁非、张陵等人，他们或者有更为宽广的文学史视野，或者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有着更为敏锐的感觉，对最新的文学创作能够做出更为精当的理论提炼。很显然，80年代的上海青年批评家群体是一个风格鲜明的集体，陈思和、吴亮、王晓明、南帆、许子东、李劫、蔡翔、程德培、李庆西等人，以其海上才子的格调，对当时文学创作中涌现出的新的特质给予及时的捕捉。他们的批评颇具新潮风范，语词清俊流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80年代西方文论涌进中国，对中国原有的单一化的苏俄现实主义理论传统构成深刻冲击，促使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及美学规范走向开放。西方现代文论的多种流派的引介，引发了中国当代文学多元理论话语格局的形成。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先生对西方文论的引介影响面最广，乐黛云先生对比较文学的引介则直接引发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创建，其功莫大焉。张隆溪、申丹、王宁、赵一凡、王逢振、盛宁、陈众议、许金龙等人对欧美、南美、日本等国理论与批评的引介，给中国输入了多样化的理论资源。
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文学新的潮流，同时也给西方理论影响下的中国现代理论与批评提供了另一种阐释可能性和广阔空间。尤其是后现代论域在当代理论和批评领域的日趋活跃，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知识谱系和话语形式，与欧美当代理论批评迅速达成同步。在中国的论域，正是与八十年代后期展开的文学转型相伴而生。王宁、王一川、王岳川、徐岱、陈晓明、戴锦华、张颐武、朱大可、张法、余虹、程文超、罗钢、陶东风、陈福民、张志忠等，他们运用新理论重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或者介入当代中国的先锋派文学，或者介入大众文化研究，阐释中国当代文化与文学正在发生的深刻的变革。当然，在思想史与文化批判这一脉，汪晖属于独树一帜，他的“新左”（或“新马”）立场或许有可商榷之处，但他驾驭思想史的巨大资源的能力，对中国现代性历史的把握方式，对当代全球化现实的批评向度，都是值得重视的。
时至今日，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一部分转向了当代文化研究；另一部分显示出理论与批评的内在结合，也就是理论的批评化与批评的研究化。60代以后出生的一代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体现着这样的时代趋势，也正在成为文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如李敬泽、郜元宝、王彬彬、王尧、吴义勤、张清华、施战军、阎晶明、谢有顺、何向阳、李建军、张新颖、吴晓东、季进、韩毓海、李杨、张学昕、张柠、洪治纲、贺桂梅、邵燕君等，他们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切入当代以及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携带着西方现代理论的不同知识背景，进入当代文学现场；他们将文学史研究与批评有机结合在一起，并使之成为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显著特征。
当代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建构已然终结，或转向历史化的研究，或转向批评化，转向文化研究也是一大趋势。当代中国的理论批评如何从拓展更深广的思想资源，或从中国传统，或从世界的前沿理论，或从当代文学创作的最新实践中提炼出有活力的要素，提高理论水准和思想尝试，推进当代理论批评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任重而道远，曲折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