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体的本土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对民族形式的重新借鉴，在新世纪文坛上演变为一股不可遏止的潮流。与此相适应，现实主义文体（准确地说应该更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以下分类之所以不再具体区分传统与现代现实主义，是因为大多数作品已经不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故笼统言之为“现实主义”）在经过上一时期的短暂沉寂之后，又重新获得了大多数小说家的青睐，他们希望能够在这种最能代表民族文学实绩的小说样式中，开拓新的艺术疆土。因此，这一时期以现实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作品简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各种现实主义文体都有所涉及。

1.史诗型。主要作品有：成一的《白银谷》，铁凝的《笨花》，宗璞的《东藏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空山》，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毕飞宇的《平原》，贾平凹的《秦腔》，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熊召政的《张居正》等。

在新世纪文坛上，对现实主义文体的民族形式改造主要是与对史诗品格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由来已久，明清时期又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鼎盛阶段，尤其是《红楼梦》这部集中国古典艺术精粹于一身的旷世名作的出现，更是为我国小说的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传统艺术经验。自五四以来，伴随十九、二十世纪西方自然主义、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现实主义文体的介绍和引进，以及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现代乃至当代文学史中虽然始终不缺少史诗类型的长篇小说文本，但是回顾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发展史，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一时期的史诗型作品似乎与“古典”，与“传统”愈行愈远，到20世纪90年代末，更是走向了断裂的边缘。正是本着对这种不正常发展趋势的深切忧患意识，许多小说家力图重新恢复史诗型小说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天然联系，以便于找到更加适合本民族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2.其他写实型（包括社会写实型、生存写实型和心理写实型三类）。

20世纪90年代，社会写实型小说一度在“文体革命”的喧嚣、悸动氛围中遭到冷落，到了新世纪，由于先锋实验所导致的一系列极端化写作弊病的逐渐显露，“写什么”的问题被小说家们重新提到创作日程上来。另外，文学界曾经一度地对当下现实社会的长期冷漠态度，也是许多作家趋向于创作社会政治题材作品的动因所在。因此，书写改革时期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所出现的诸多矛盾隐忧以及时代风云中社会各个阶层的心理情感动向就成为许多小说家的共同创作取向。阎真的《沧浪之水》，陆天明的《高纬度战栗》《省委书记》，张平的《国家干部》，王蒙的《青狐》，柳建伟的《英雄时代》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品。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社会写实型作品，主要在题材内容方面有所深化，而文体的变化不大，基本上还是延续着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笔法，围绕当下生活时代的某一侧面展开线性叙事，注重小说情节的营构和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文体创新意识普遍不足。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生存写实型小说的代表作品有：何世华的《陈大毛偷了一支笔》，李师江的《福寿春》，贾平凹的《高兴》，张炜的《丑行或浪漫》，李伯勇的《恍惚远行》，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许春樵的《男人立正》，红柯的《乌尔禾》，董立勃的《白豆》，余华的《兄弟》，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等。与社会写实型作品相似，这一时期的生存写实型作品也热衷于向传统写实手法靠拢。

心理写实型作品虽然在“日常情节叙事”大行其道的今天数量不多，但在文体上表现出来的创新力度却是不容忽视的。王蒙的《尴尬风流》和林白的《致一九七五》是这一时期心理写实型小说的重要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