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的现状与走向——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小说论坛暨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活动”研讨会上的发言
杜学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伴随着这一将对民族未来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历史事件，中国文学展现出强大的活力与宏阔的品格。从某种意义讲，它承担并表现出中国人思考与推动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重任。首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一批对极“左”路线进行反思与批判的作品。如《伤痕》《班主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芙蓉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与之相随的是一批洞察到社会即将发生巨大变革、呼唤改革的作品。如《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冬天里的春天》《沉重的翅膀》《新星》《平凡的世界》等。还有一些作品则从个人细微的日常生活片段来表现正在发生变化的时代。如《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办婚事的年轻人》等，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变革意识，直面中国当下的现实。用文学来表现并推动改革，是那一时期中国变革历史的生动表现。
这一时期，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作家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被称为“归来者”的“老”作家。他们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已经活跃在文坛，有的已经创作出了相当重要的作品。这批作家经历了中国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巨变，亲历了中国从一盘散沙、备受欺凌到觉醒团结、奋起抗争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进程，参与了新中国的成立、建设及其一系列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实践，经历过战争、动乱与饥荒，也经历了和平、独立与祖国的飞速发展。当然，也经历了建设进程中的挫折与失误。总体来看，他们有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对国家与未来充满理想与信心，洋溢着浓郁的英雄主义色彩。即使个人命运受到过各种冲击，仍然不能消泯其坚强的信念。另一部分作家则以知识青年为代表。他们大多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体验过城市与乡村的反差，感受过不同的生活状态，具有极强的个人意志与接受新生事物的敏锐性。他们受前辈的影响较重，理想情结、英雄主义、社会责任感是其精神世界最主要的构成。他们几乎是在相同的时期——尽管有复出与新生的区别——创作了大量体现社会变革要求的作品。
但是，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虽然实现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不同国家的共同选择，不可回避。但是，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复杂、特殊、重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庞大的人口规模、辽阔的疆域土地、复杂的发展状况，以及不同的历史机遇等等使中国的转型表现得更为艰难。这种社会特征折射在小说创作中，就是多样性的出现，特别是这样几类作品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影响重大。
一方面，关注现实仍然是中国小说40年来的主潮。一直以来就有许多作家表现出强烈的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激情。他们的作品在表现社会重大事件、重大进展的同时也把笔墨更多地转移到个人的命运、价值上。如张平的《抉择》《国家干部》，以及新近出版的《重新生活》，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周梅森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人民的名义》等。类似的还有如关仁山、谈歌、何申等。他们的创作表现出干预或参与社会进程的鲜明特征。但是，即使是这类作品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在注重对客观现实生活进行描写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个人命运的表现。个人命运成为进入社会事件的重要切入点。与此同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更多关注。一些作品并不涉及重大社会事件，而是表现普通人生活在社会变革进程中的变化——物质层面的与精神层面的。其中不乏某种个人受物质挤压的卑微、艰难，及其适应之后的转化。它们被概括为“新写实主义”小说，并引起广泛关注。如《风景》《一地鸡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这一类型的作品从社会生活与个人命运两个层面来表现中国的现实，仍然保持了比较明显的传统色彩，是新文学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小说审美表达的自然延续。尽管其表现手法也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显现出根本性改变。它们的影响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一直是中国小说阵营中最重要的方面军。
另一方面，对现实急遽变革及由此而出现的新现象的不适应，也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思考。一些作家努力从更深广的层面来关注民族及其文化的问题，期望从中寻找能够对当下现实产生影响的文化资源。这些作品对现实生活有某种程度的疏离，甚至并不描写当下生活，而是虚化社会背景，或者回到历史之中。如韩少功的《爸爸爸》《马桥词典》，冯骥才的《神鞭》，李锐的《旧址》《厚土——吕梁山印象》，成一的《游戏》《白银谷》，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阿来的《尘埃落定》等。它们具有浓郁的文化意味，力图表现出超越现实生活的具有某种精神意义的文化特质。虽然并不直指现实，但并不能说这些作品对现实是无意义的。相反，它们在表面疏离的描写中折射出对现实的观照。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是隐晦的、曲折的，而不是直接的、表面的。同时，就小说的创作手法而言，它们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已然大不相同，表现出明显的对传统的背离与反叛，形成了新的小说形态。相对于前面提到的作品，它们具有变革性的“先锋”意义。但真正被视为“先锋文学”的是另一批更年轻的作家的创作。
这些更年轻的人们与前者所接受的教育多有不同，其生活经历也大不一样。他们一进入文坛就呈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反叛性。这些被人们称为“先锋派”的小说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对中国文学影响深刻。首先是马原、莫言、残雪、洪峰、刘索拉等一批作家。其中如《冈底斯的诱惑》《透明的红萝卜》等成为其作品的代表。稍后，如余华、苏童、格非、吕新、孙甘露、扎西达娃、北村等更多的作家汇入先锋大潮。先锋文学的出现对中国小说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大致而言，先锋小说具有重感性轻理性，重内心感觉的描写轻故事情节的叙述，重表现的形式与语言轻描写的内容与思想，重时空的多样性组合轻时空的单一性存在等等特点。他们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派及后现代派思潮的模仿借鉴。也正因为这些作品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学。人们发现，小说还有如此之多的表现手法，还有如此之多的表现领域，还能够呈现出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更为丰富的形态。
相对而言，先锋小说的创作者是一些更年轻的作家。尽管诸如王蒙、宗璞等也有许多完全可以归为先锋文学的作品出现，如《春之声》等。但他们这一代人不能说是先锋小说的主力。先锋小说的主力是一些在当时既受到传统文学观念影响，但又没有完全定型，能够在社会转型中敏锐地吸纳借鉴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更年轻的人们。这些作家的出现对中国文学的变化意义重大，以至于追随者甚众，被比他们年龄更小的作家所仿效。
那些比先锋作家更年轻的作家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与此前几代作家完全不同的状态。他们几乎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或者开始读书的，所接受的教育及受到的影响更多地来自改革开放之后引进的外来元素。他们普遍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不够了解，更没有切身的体验。从其家庭条件来看，很多为独生子女。从个人成长的经历来看，基本没有经过大的社会波折，却身处中国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这也是人们对新的社会现象极力适应而又不太适应或者很不适应，进而表现出茫然的时期。这种特殊的社会条件对他们的成长影响甚大。对自我的关注大于对社会的关注，对现实的关注大于对理想的关注，对物质的关注大于对精神的关注，自觉性弱于自足性，行动力弱于感受力。受社会变革的影响，他们表现出突出的“现代性”。从某种角度来看，与西方现代派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契合。
但是，对中国文学产生深刻影响的先锋小说并没有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是表现出与大众审美的疏离。首先是在先锋小说的新鲜感失去之后，人们发现先锋小说与自己习惯的审美范式存在很大的距离；其次是先锋小说自身的局限性并不能适应欣赏者希望从小说中得到所期待的精神启迪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作家们发现如果一味地重复自己已有的创作，甚至也可以说重复那些已经在世界文学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的创作，并不能确立自己对审美的独特贡献。在经过了热情澎湃的先锋创作之后，那些被视为“先锋派”的作家们回过头来在本土文化中寻找资源，以突破既有的局限。从这点来看，很多人是成功的。他们从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结构手法、人物刻画手法，以及民间文化如民间传说、民间语言、民间戏曲等元素中寻找改变小说模式的动力。还有的作家甚至从传统艺术如绘画、诗词、歌舞等形式中发现新的表现元素。应该说，这种努力一方面是先锋小说求新求变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从学习借鉴外来元素向本土与传统的再回归。更重要的是，显现出中国小说向新的审美境界跨越的新努力。在这样一种源于传统——借鉴外来——回归传统的螺旋式探索进程中，中国小说可能会出现新的既适应大众审美习惯，又适应现代社会变革对审美之要求的新的小说发展态势。
在中国小说努力探索实践的进程中，一种倡导现实主义创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既是大众对小说审美的“外在”要求，更是小说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需要。唯有这种“内在”与“外在”的要求形成“一致性”的“重合”，才能实现当代中国小说审美范式的完成。它应该是在继承中国小说优秀传统，特别是新文学革命完成之后的传统；又积极地吸纳了外来文学元素，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派创作中对个人意义、心理世界、感觉体验、叙述手法等多方面内容的借鉴，且能够对中国现实表现出针对性的多元一体的融合新生。出现这样的审美范式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我们寄予希望的。中国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艺术资源更为丰富多样。具体而言，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小说，特别是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创作形成的传统。新文学运动的肇始是语言的现代化。但其中也保存有古代汉语中适应现代要求的内容，同时也非常明显地吸纳了民间语言中具有鲜活生命力与表现力的成分。它们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推动当代汉语与现代要求的有机融合。除此之外，新文学中“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展示。那些引车卖浆者逐渐成为小说中的重要形象，并意识到了自身的价值，成为个人追求与社会变革统一起来的存在。这种关于人的认知必将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关于社会生活的描写，也表现出创作者的主动性。这就是创作者关心并且能够表现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导力量，能够在社会变革的复杂进程中辨别并选择推动社会进步人的完善的价值体系，担负起引导社会发展与人自我完善的责任等等。
其次是外来艺术思潮的影响。新文学运动以来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经历了两次大的与外来艺术思潮的交融。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西方现代派为主的艺术思潮推动中国文学完成了革命，新文学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今，大约40年的时间内，中国译介了几乎所有能够译介的各种外来艺术理论、创作手法，并进行了积极的实践。虽然二者在表面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后者相对于前者而言，主动性更强，更全面，更具有实践性。其意义在于完成中国小说审美的现代构建。其中，关于人的描写，更注重个人的感受、内心世界的表达；关于小说的结构，更强调以人的心理活动为中心而不是以情节发展为中心；关于叙述方式，不再注重时间与空间的有序性，而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关于社会生活，不再进行直接的全景式描写，而是在表现人的内心感受的前提下间接地片段式地表现等等。这无疑将极大地丰富中国小说的表现力。
再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的经验。在这方面我们还少有认真精到的研究总结。但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是人民性。创作要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人物形象塑造要有典型性，能够代表时代发展的要求。要显现人物的自主意识、创造性，以及主人公姿态等等。二是理想情怀。这种理想是关乎社会发展与人民利益的，而不是个人世俗的。不论生活中存在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挫折，人的理想不会熄灭，为理想奋斗的努力及其献身精神不会消减。理想的光芒永远照耀着人们前行的道路。三是正义感与批判性。在大是大非面前，作品必须表现出鲜明的价值选择，对落后的、丑恶的现象要有批判精神，对积极的、向上的现象要倡导、赞美等等。这一时期中国小说的发展至为重要，出现了许多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代表了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优秀之作，是中国小说发展进步的重要阶梯。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新兴的艺术形式如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将对中国小说产生重要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许多新的艺术形式出现，改变了艺术，包括文学的既有样式。这些艺术形式很难说已经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但仍然有很多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地方。如它们更贴近大众的生活，对现实的反映更为便捷快速，具有成本低、传播广的优势等等。特别是迅猛发展的网络文学，具有多方面的优长可供传统小说借鉴。如其叙述的长度，是怎样吸引读者的；其维持相应长度的想象空间是如何构成的；人物关系的设计如何能够延续在既清晰又有相对复杂性的故事及其时空之中等等。尽管就目前而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基本上表现出互不交涉的特点，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相互融合不仅成为现实，也必将成为一种趋势。一些作品可能是以网络文学的形态面世的，但出版后却被视为传统小说。一些网络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有了更多的欣赏人群，对小说的审美也产生了影响。还有曾经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作家转而从事传统小说的创作等等。这种相互之间的影响应该会表现得越来越密切，对中国小说的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小说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出现许多可视之为“高峰”的作品。在将要完成其民族化的现代审美范式转换的进程中，中国小说将表现出更具魅力的艺术品格。这种艺术品格既包括表现手法的生动性，也包括思想内涵的深刻性，更包括审美范式的民族性与现代性以及与直面社会的现实针对性的有机融合。概括而言，在基于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与方法之上，吸纳包括现代艺术思潮与方法、民族传统民间文化的有益成分为主体的多样性形态应该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未来走向。
2018年9月24日写毕
2018年9月2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