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自觉到创作实践
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从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开始的。“最早用明确的语言提出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这个口号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那是一九七八年春天排演话剧《丹心谱》的时候。”顺便提及的是，话剧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先声，同年引起巨大反响的还有话剧《于无声处》。新时期文学框架里，同时期小说和诗歌实绩被充分揭示，话剧不在时代文学的中心地带，但回到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逻辑起点，话剧如何参与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建构需要重新评估。一定意义上，叙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要从话剧与时代关系开始。已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及这四十年文学几乎没有能够把话剧恰当地整合进来并且贯穿始终。何西来指出：“重新评价《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文章，就是出现在艺术民主和艺术自由的呼声日渐高涨，打破各种禁区的要求愈益强烈，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步伐在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加快的时候。第一篇文章是一九七九年三月二日发表在《广西日报》上的鲁原的《真理经得起岁月的洗磨》。接着是《延河》的几篇文章，在全国有较大的影响，这是刊物上用较大篇幅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翻案的最早的一家。”可以注意到批评家使用的动词和动词性词组——“重新评价”“打破各种禁区”和“翻案”等等，无一不指向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的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的三个重要前提条件。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最早的收获。
可以看一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史。从1978年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开始，现实主义一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不断重提的话题。仅仅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就涉及现实主义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等，涉及典型的个性、共性和阶级性以及“复杂性格”组合等等，涉及文艺的真实性的“写真实”与真实性的政治性和倾向性等，以及异化和人道主义等……所有和现实主义相关的问题都被重新拿出来检讨和反思。因此，在我们考察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早期阶段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新写实文学的现实主义挖掘和深化，不能离开现实主义的理论自觉。简单地举几个例子。1984年11月，刘再复在《读书》发表《关于“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答间》。在此前后，《文艺报》等报刊开始了影响深远的“关于‘复杂性格’问题的讨论”，除了理论家和批评家，李国文、古华等作家也卷入了讨论。刘再复认为，要塑造出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层次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刻揭示性格内在的矛盾性。“所谓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从性格结构上说，指的是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为艺术典型的人物性格的二极性特征。”刘再复的“复杂性格论”不是一种凭空的理论想象，而是基于1984年前后的文学现实，进而又影响到同时代的文学创作。如果承认“复杂性格”，那么按照特定的阶级和路线站队对人物进行粗糙的划分无疑只是一种过于机械化的“简单性格”。
1985年4月，吴岳添翻译了罗杰·加洛蒂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罗杰·加洛蒂描述了一条和我们习见的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现实主义路线图。按照他的理解，“从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库尔贝和列宾、托尔斯泰和马丁·杜·加尔、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里，可以得出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标准，但是如果卡夫卡、圣琼·佩斯或者毕加索的作品不符合这些标准，我们怎么办？应该把他们排斥于现实主义亦即艺术之外吗？还是相反，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使我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我们毫不犹豫地走了第二条道路。”可以看出，罗杰·加洛蒂的观点对中国文艺理论界启发良多，仅仅“无边的现实主义”的题目就让人心生遐想。
富有意味是1985年恰好是所谓的“新小说年”。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将卡夫卡、圣琼·佩斯或者毕加索这些目为现代主义的作家和艺术家接纳进来，虽然从现实主义理论上值得商榷，但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现实来看，这不仅为“新小说”“探索小说”的登场提供了理论支援，也为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边界的拓展带来契机。某种意义上，“无边的现实主义”其实是综合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新现实主义”。1985年前后，无论是寻根文学，还是先锋文学都可以看作这种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同样，这种“新现实主义”对于未来1990年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作者曾经用文本细读的方法研究陈忠实《白鹿原》、铁凝《笨花》、韩少功《爸爸爸》以及王安忆《小鲍庄》之间在暧昧历史起源、强调地方经验和重视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关联性，其实他们之间最大的关联性是一脉相承的“新现实主义”文学观。
翻阅柳鸣九主编的、1987年开始组稿、199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现实主义》基本上就是按照“无边”去想象中国和世界当代的现实主义。事后看，新时期“无边的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完成正是理论批评界和创作界彼此策应、共同完成的。理论自觉的同时，则是域外现实主义经典的批量介绍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中国作家以空前的热情汲取陌生国度的现实主义资源，不只是西方发达国家，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开启中国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的重要动力。观察中国出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这一批“文革”结束前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作家，像贾平凹、陈忠实、张炜、莫言、王安忆、范小青、黄蓓佳、阎连科、韩少功、李锐、刘震云、刘醒龙等等，都有类似的从回到“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文学”，然后逐渐摆脱“十七年文学”，寻找到属于自己现实主义道路的过程。这种自觉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即结出《浮躁》《古船》《活动变人形》《心灵史》《洗澡》《平凡的世界》《灵山》等现实主义果实。进入1990年代到新世纪，这一批作家以《黄金时代》《白鹿原》《废都》《九月寓言》为起点，持续不断贡献出《马桥词典》《赤脚医生万泉和》《长恨歌》《秦腔》《古炉》《老生》《圣天门口》《受活》《笨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1948》《一句顶一万句》《日熄》等重要的长篇小说，而比他们更年轻的作家则写出《空山》《尘埃落地》《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江南三部曲》《河岸》《黄雀记》《平原》《推拿》《花腔》《后悔录》《唇典》《耶路撒冷》等富有锐气的经典之作。
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是从恢复和重评现实主义走向“无边的现实主义”之“新现实主义”，在实践上推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蜂起的时代。现实主义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命运，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的相互支援，而且以现实主义为线索建立起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观，能够有效地改变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人为地分割成“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的研究现状。以现实主义为观察视角，没有“80年代文学”，何来“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不仅仅是综合的“新现实主义”，单单观察先锋文学，在历史的连续性和整体观看取19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它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末“终止先锋”。相反，进入90年代，出现了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敌人》和《边缘》、孙甘露的《呼吸》、吕新的《抚摸》和北村的《施洗的河》等重要的先锋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