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改革开放，小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问题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小说得风气之先，发出社会变革与思想解放之先声。人们都知道大包干的发祥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978年末，十八个农民在幽暗的屋子里经过一番痛苦而悲壮的选择后按下手印，分了属于大队的田，小岗村由此成为农村改革的一面旗帜。而在思想领域，小说更早介入到极左思想的“禁地”。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小说触发了整整一代人对曾经深信不疑的观念、思维习惯、精神支柱的怀疑，成为新时期文学对“极左”思潮进行持久、深刻、有力批判的嚆矢，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文学上的先声。之后，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在1978年8月的《文汇报》。这部小说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以文学的形式奏响了拨乱反正的序曲。

第二句话：小说无疑是改革开放40年的另一种写照。对历史的书写有多种形式，有御用正史，也有稗官野史；有庙堂话语，也有民间演绎。后者既是对前者的有效补充，也提供了别一种史观。中国文学有着深厚而悠久的史传传统，记录了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也留存了时代斑驳而杂芜的面影。当代40年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不同作家有不同的感受，并以小说的形式呈现了对时代的思考。德国作家施林克说：“作家，就是要忠实地记录历史。”当然，这种记录不是复制和抄录，而是穿透与反思。从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对农村问题“小心翼翼”的幽微表达，到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引发的“改革”热议；从“新写实”小说对经济生活、世俗生活的精细摹写，到“80后”写作中都市后现代景观的赫然崛起，文学观念大相径庭，美学风尚参差呼应，但都反映了特定阶段的社会生活与思想脉搏。在小说家们的故事与人事中，40年风云际会要比正史更加斑斓多彩。

第三句话：无论做主角还是配角，小说总是在自己的舞台上长袖善舞。40年，小说既经历了万民热捧一呼百应的荣光，也遭遇了无人问津生存难以为继的尴尬。80年代，一篇小说，可以让作家一夜成名，一本期刊，因为一篇名作可以洛阳纸贵。90年代以后，随着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和精神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小说日渐淡出舞台中央，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趋势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大众精神需求欣赏选择的多样性，让小说不可能总是独领风骚。但不可否认，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小说家们始终以执着顽强的姿态在艺术道路上跋涉，通过文学技艺的磨炼、历史视野的开阔、艺术修养的积累，拓展出文学表达的全新可能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