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从地下到新时期的号角

把“朦胧诗”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起点（有地下时间），这可能是一种暧昧而吊诡的做法。“新时期”是一次主流文学的命名，而“朦胧诗”在其萌芽阶段，却带着怀疑与叛逆精神。经历过与当时还带着“左”的残余思想的激烈论争与对抗，“朦胧诗”一度成为“新时期”文学最有力的前卫。80年代的历史行进并不能维系持续的整体性，大部分“朦胧诗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与历史分道扬镳，或者自觉边缘化。

白洋淀是北京那群爱好文学和开始独立思考的青年的聚集地，也是中国“新诗潮”的发源地。他们的诗，大都带有叛逆思想，不得不大量运用比喻，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超越现实的情感。这造成他们的诗大都在艺术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具有真挚的个人感受，另一方面又显得隐晦曲折。这个圈子里主要有北岛、芒克、黄锐、赵一凡、周楣英、食指、严力、万之、赵南等人，他们不仅写诗，而且阅读当时各种内参读物，交换“文革”中私下交流的外国文学书籍。

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和黄锐等人主编的《今天》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诗人之间流传，后来以蜡纸油印的形式出版，1980年停刊，前后共出了九期。主要撰稿人都是后来被称之为“朦胧诗”的中坚分子：北岛、顾城、江河、舒婷、芒克、多多、严力、万之、赵一凡、林莽、方含等人。“白洋淀派”演变为“今天派”时，标志着中国新诗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革命。

最早关于“朦胧诗”的讨论的文章可能是公刘的《新的课题》（1980），随之，《福建文学》以讨论舒婷的诗为导引，就这批诗人的创作展开了长达一年的争论。1980年8月，《诗刊》发表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对这批诗人进行严厉的批评，就诗的“晦涩”“难懂”展开对这一诗潮的争论，由此确认了对“朦胧诗”的命名。对青年一代诗人进行肯定的当推“三个崛起”，谢冕、徐振亚、孙绍振这三人把“朦胧诗”的出现看成一次诗界的划时代变革，认为它有力地冲破了那些不合理的陈规旧范。

自70年代末起，北岛的名字就成为“朦胧诗”运动的象征，他的诗隐含着对过去的那些神化真理的大胆质疑和否定，在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他的诗感情充沛，怀疑、否定的不屈精神以及悲剧意识，使他的诗有着一种内在理性力量。在一系列的高昂格调之后，北岛的诗总有一种沉静的情调出现，它们像如歌的行板，使北岛的诗又总是转向另一片情感的空地。舒婷的诗情感丰富细腻，而又始终有一种清纯明净的气息。她的诗在当时具有打开人们心灵窗户的功效，并且在艺术上显示了与正统诗歌截然不同的形式。顾城有着异常细腻敏感的诗情，他始终以孩子气十足的眼光来注视着世界，他的诗有一种清新可人的气质，那么脆弱而又倔强地表达个人极其幼稚的感受。这段时期较为重要的诗人还有江河，他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歌手；比江河稍晚而诗风接近的是诗人杨炼。

“朦胧诗”实际上一出世就被思想解放运动所俘获，它一旦具有了合法性，也就成为集体愿望的表达，在“拒绝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的阐释中，“朦胧诗”迅速成为新时代的号角。“朦胧诗”事实上呈两极分化，北岛与江河们为时代提供精神镜像；舒婷顾城们则为人们提供情感抚慰。这二者都以“文革”为文化资源，共同逢合在关于“大写的人”的神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