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与知青文学

伤痕文学在“反文革”的历史重述中确认了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革命本质，他们理所当然成为现实的主体，是中国经济改革、实现现代化的开拓者和时代英雄。一系列作家以经济改革为题材，塑造开拓型的改革英雄形象。

蒋子龙发表于1979年的《乔厂长上任记》，当推“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这部作品塑造了改革家形象乔光朴，他是在现实主义文学规范下书写的典型形象，反映和表达了那个时期的焦灼的历史愿望。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是一部有思考有深度的改革文学作品，柯云路发表于1984年的《新星》则把改革文学推向高潮。这部长篇小说长期被看成“新时期”中国改革文学的典范之作，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最为强大的时代感召力。大胆致力于农村改革的主人公也成为新一代的改革英雄，作者在他身上显然寄寓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路遥的《人生》（1982）则把视点对准乡土中国，观察青年一代农民的希望、追求与他们面对的困境，小说比较细致地表现高加林的复杂的内心矛盾。中国农民的命运，他们的希望和失败，被表现得相当透彻，具有相当强的感染力，高加林也成为一代青年的写照。

总之，中国80年代初期的改革文学是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它带有很强的时代意识，尽管它也以批判的态度反映现实，但它表达了那个时期人们的心理愿望，并有效地建构了人们在经验的现实中清理出一条道路的文学想象。

“文革”之后，知识青年返城或上大学，其中不少人开始写作，追叙知青生活经历，因此有了知青文学。早期的知青文学与伤痕文学重叠，表达了一种对自己过往青春岁月的审视和对新的时代到来的期盼，如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张抗抗的《北极光》。时代的变革，也使知青一代思考自身和思考历史都有新的深度，最早有反思力度的知青小说当推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1979），这是最早质疑知青生活的小说。同时期，甘铁生的《聚会》（1979）和阿蔷的《网》（1980），以及孔捷生的《大林莽》，也是表现知青生活艰难与苦闷，着力暴露知青生活给一代青年造成的精神创伤。1980年底，叶辛发表《蹉跎岁月》使知青文学具有了高昂悲壮的基调。

张承志的《黑骏马》与《北方的河》，表达了更加高亢的曲调和理想主义情怀；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对知青生活有了新的思考和审视角度。80年代初期步入文坛的知青群体，显然带着这个时期的憧憬和信心，他们在重述自己的历史，对青春年华的眷恋，对土地的深情，对乡村景色的偏爱，这一切都使“知青经历”变成了一首忧伤而瑰丽的青春奏鸣曲。除了少数与当时的政治构成紧张关系外，大多数的知青文学采用一种回忆性的叙事，少有反思的力度。随着这一代人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知青文学从低调向高昂转变，也彻底把伤痕文学改变为知青文学，知青文学在承前启后的作用中，建构了这一代人的心灵史。

80年代初期，知青作家群与右派作家群平分秋色，虽然知青作家群还显得稚嫩，但他们也显示出那种新鲜与活力。

梁晓声的出现使得知青文学被注入了粗犷的情愫，并被涂抹上一层浓重的英雄主义色调。《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今夜有暴风雪》（1983）等把艰难困苦的北大荒作为背景，展示一代知青英勇奋斗的壮举。充沛浓烈的抒情意识与细致的感情纠葛相交织，使小说在激越的书写中还不失委婉动人的情致。梁晓声的“北大荒文学”在当时激起了同代知青的极大反响。

80年代上半期是一个激情横溢的时代，而文学更是充满了昂扬向上的力量，只是三番五次的政治思想运动，以及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深刻的变化，才让文学的昂扬精神有所收敛。这一时期张承志的理想主义最为耀眼，他的一系列小说都以昂扬的激情倾诉这个时代青年人不可遏止的历史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