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小说思潮的演变
程永新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这代人受惠于改革开放，至今记得恢复高考时的彻夜难眠，那时候我在农场，晚上高音喇叭里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黄海边一片沸腾。
文学也受惠于时代的变迁。改革开放四十年，也就是新时期文学四十年。发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新时期文学，伴随我们国家的思想解放运动，社会形态的巨变，尤其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历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在那个难忘的八十年代，经过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在叙事学领域实现了一场革命。民族的集体智慧和掩埋许久的想象力，在这场革命中磅礴喷发。它的成果就是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莫言、马原、余华、苏童、王安忆、格非、史铁生、贾平凹、韩少功、阿来、王朔、阿城、张炜、阎连科、王小波、北村、李锐、迟子建等等，涌现了一大批堪称当代经典的优秀作品：《丰乳肥臀》《尘埃落定》《废都》《在细雨中呼喊》《长恨歌》《我的帝王生涯》《棋王》《人面桃花》《额尔古纳河右岸》《虚构》《我与上帝有个约》《动物凶猛》《爸爸爸》……
作家余华在《兄弟》后记中这样描述：“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把余华的话概括起来说，就是西方几百年，我们几十年。有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从新时期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学七十年的前三十年属于现代文学史范畴。如果我们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去理解，会发现这个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在形态，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发生真正的变革。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下半叶，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那是文学的黄金期和收获期，一些重要的作品都诞生在这一时期。
一、网络是一个分水岭，把四十年一分为二。
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文学与类型文学迅猛发展，但也带来非常复杂的局面。我们面临的现状是什么呢？
价值观的凌乱。多媒体时代的来临，多元化也造成了无价值化、泛价值化，很多时候变成鸡同鸭讲。比如格非在《血隐鹭鸶》中谈到《红楼梦》与《金瓶梅》的优劣。
原因是什么呢？我的一点理解，不一定对，粗浅的看法，求教于各位专家同道。
二、几千年的历史。
君臣父子，主流是入世的儒学文化，《周易》是以天地宇宙为研究对象的，可惜最终成了占卦的工具，而没能形成哲学体系。
现代中国因其缺乏强大的哲学传统和宗教传统，是我们无法走出现代性泥沼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并不缺乏抽象能力，《周易》也许就是猜测宇宙规律的一部大书，但以儒学为思想正宗的绵长传统中，强调的是君臣父子的位置，强调的是天人合一的秩序，并不注重从个体生命出发，去研究人与造物主的关系，研究存在和生死。老庄哲学虽说始终贯穿中华民族文明史，但它更多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来表述，没有像西方那样系统成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晚明以后，随着程朱理学的衰微，实用主义更是占据主导地位。经过五四和“文革”的荡涤，传统文化遭受秋风扫落叶般的清洗。
三、一百年的历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再度受到重创。四九年以后的革命文学。十年文革。
四、七六年以后的当代文学史。
时代走到八五年，必然要发生变革，后来我们回过头去看，那其实就是一场小说革命，文学革命。当然，这场文学革命的参照物还是传统文化和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资源。
中国作家的探索和实验主要是两条线索：一条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一条是西方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到十九世纪为止），以及向现代主义学习的路线。前者像汪曾祺、阿城、何立伟，后者像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等。今天我们的文学形态其实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存的面貌。我们不应该回避这个事实。以刘慈欣《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为例。
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就是文学找到了自身。表现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和人与内心的关系，是文学的终极任务。中国的文化传统告诉我们：想象力和幻想性是民族文化是否具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而现代世界文明史更是告诉我们，创新精神才是现代科技和现代艺术的价值所在。文学要走向未来，中国文学要在新世纪有所作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在酝酿着一种变化。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未来文学的面貌，大概需要具备怎样一些特性和要素呢？
其一，包容性。在信息爆炸的当下社会，网络、手机短信甚至是口耳相传的段子，都体现了一种民间智慧，网络更是为民主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学需要融合进这些元素。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如莫言、贾平凹、阎连科，早些年即把民间传说和民间段子改造、吸纳进他们的作品之中。《生死疲劳》就是把民间传说作为整部作品的结构框架，在《怀念狼》《秦腔》中，贾平凹大量改造、应用坊间流传的段子。网络作为一个平台，为很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了机会。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分野逐渐模糊与淡化，网络和传统意义上的传媒及出版业的关系也日益紧密。未来的文学有必要、也不得不包容这些元素。
其二，多元性。多元几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文学领域，与时代与社会有关的一切皆应成为写作的内容。底层、中层乃至高层皆是写作的对象。新时期文学从来就不缺现实主义的作品，新世纪文学的疲软和苍白也绝不是因为缺少对底层的关怀。恰恰相反，对照世界成熟的国家文明，我们既缺少知识分子写作，又没有真正的城市文学。
其三，开放性。过去我们一直有把文学分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传统。在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中，作者套用一个凶杀故事，揭示的却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大主题。在这位土耳其作家的其他几本著作中，如《雪》《黑书》等，都附有类型小说的外壳。在未来的写作中，玄幻、情色、侦探等各种类型小说的手段将会被大量运用。换言之，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将不再有严格的区分。
其四，（中国）后现代性。九十年代，一些批评家热衷于讨论后现代的问题，而其时中国并无真正的后现代的文学作品。进入新世纪，随着《武林外传》《兄弟》等作品的出现，后现代性才真正摆到我们面前。文学创新的成果曾经帮助第五代电影导演走向世界，这些年，文学和电影低迷的时候，国内电视剧的质量却在迅速提高，除了体制等诸多原因外，电视剧移植嫁接了文学的成果是不容忽视的现象。宁财神的《武林外传》表面上看，像是延续了港台影视无厘头的传统，实际上是套用武侠的形式，来实现反讽和消解现实生活的用心。
其五，幻想性。在王朔为我们提供的最新长篇《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中，故事的时间定位在距今三十多年后的某段日子，叙述者的视角透过假想的几十年的风云变化，来审视今天和昨天的人与事。正是这种独特的构思，使小说获得了一种幻想性的氛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用早晨、中午、黄昏来象征一个女萨满的一生，她的亲人一个个地离去，却难以动摇她疗救族人的信念。麦家的《风声》分为上部、下部和外部三部分，上部叙述了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下部是故事中的当事人对故事的反拨和重述，外部是采用死去的日本特高课人员的视角对上部故事进行补叙。这三部小说都通过独特的幻想性构思，来重新建构叙事和现实的关系。
在我看来，幻想性是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元素，几乎可以说，幻想性就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生命。当下幻想性写作的缺乏是文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幻想性和想象力不同，想象力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基本能力，在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中，想象力更多地体现在根据人物的逻辑或生活逻辑来虚构故事的走向，而幻想性是现代艺术的基本元素，它解决了理性和非理性、真实和虚假、现实和超现实等一系列与艺术创作休戚相关的命题。具有幻想性的作家艺术家，个人艺术气质势必异常突出和鲜明，对生活的昨天、今天以及明天具备一种如梦如幻般的构筑力和创造力。